作為一個在封建科舉製度下熏染磨煉而成的正統士大夫，曾國藩除道光年間在京城充當過幾次主考官外，從狹義的範圍來說，他並不是以職業教書先生的麵目出現於中國近代曆史舞台的。據此，我們能不能斷言曾國藩毫無教育思想可談呢？不能！因為，受教育的對象，並非專指在校學生，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父母對兒女、上級對下級、師長對子弟，均有教育的大學問體現其中。我們從曾國藩寫下的大量家書、日記、書信等文字中可以窺見其隨時隨地注重教育之事實。所以，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院曾國藩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而且他的教育理論及方法，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直至今天仍留下了一定的痕跡。
一“隆禮”--曾國藩教育思想的出發點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和演化的過程，主要是通過教育的手段--館塾的教化和日常生活中的互相影響來實現的。因為中國舊式的教育內容主要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所在。通過這種正規的或不正規的、在校的或全社會的教育方式培養和陶冶出一代又一代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人才，反過來這些被培養和陶冶出來的人才又不斷地去維護、傳播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周而複始，循環不斷。這是由政治與教育的密切關係所決定的。正如曾國藩所深刻指出：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與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師以教之。於鄉有州長、黨正之儔，於國有師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師之任，其所擇，大抵皆道藝兩優，教尊而禮嚴。
周衰，教澤不下流。仲尼於諸侯不見用，退而講學於洙泗之間，從之遊者如市。師門之盛，振古無儔。然自是人倫之中，別有所謂先生、徒眾者，非長民者所得與聞矣。……元明及我朝之初，流風未墜。每一先生出，則有徒黨景附，雖不必束修自上，亦循循隅坐，應唯敬對。……蓋先王之教澤得以僅僅不斬，頑夫有所忌而發其廉恥者，未始非諸先生講學與群從附和之力也。
曾氏從教育與政治的關係角度追溯回顧了中國古代教育產生和發展的曆程，充分肯定了封建教育對推行“禮治”所起的重要作用。
針對農民起義風暴席卷中華大地，封建禮教日趨淡化，晚清政治腐朽、黑暗的現實，曾國藩很本能地把“隆禮”的問題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他把推行“禮治”作為挽救時局、醫治人心的治本之方。他說：“將欲黜邪慝而反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已矣。”淤又詳細指出：
先王之製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製防，灑掃沃盥有常儀，羹食肴裁有定位，縷纓紳佩有恒度。既長則教以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曰教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八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始終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邪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
曾國藩在這裏，把舊式教育的目的說得很明白，最根本的就是要通過教育去維護中國傳統文化，即所謂“隆禮”--使人人養成一種善良的習慣。而形成了這樣一種“隆禮”的風尚，人們既可以“輔世長民”，為眾人之表率、楷模，又可以循規蹈矩，不失為自好之士。與此同時，曾國藩主張“天下郡縣牧民之吏”，都應把“日教民以孝悌仁義之經”作為首要的任務。他認為，如果全社會都按照三綱五常立身行事，遵“禮”守“法”，那麼封建統治的危機自可消弭，封建宗法秩序就會安然無恙。他說：“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雖唐虞之盛有不能逮。”這是曾氏教育思想的目的論，或者說出發點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曾國藩教育思想的目的論
“隆禮”的另-野格物致知”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圍“禮義”之士，或者說歸繞著封建禮治去把人們培養成為根結底就是要恢複人的本性。
“格物致知”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宋明理學的一個重要命題。它的立足點是通過“格物”，即用外在的天理去印證人心中的已知之理，將其落實到每個人的言行之中。那麼，人們心中的“理”究竟是指什麼呢？按照宋明理學家的觀點，就是仁、
義、禮、智、信等封建的綱常倫理。因此，“格物致知”，就是要去究尋與發揚存在於人心中的這種倫理。朱熹認為：
“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麵鏡子，本全體通明，隻被昏醫了，而今遂被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既然“格物致知”有如此重要的意義，那麼“格物致知”要如何去實行呢？朱熹說：“然其格也，亦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滅人倫、講聖言、求世故，乃兀然存心於草木器用之間，這是何學問？”於這就是說，人們的客觀行為取決於主觀追求的“天理”和“人性”。明言之，就是存在於人們自身的仁、義、禮、智、信這些本性的擴充和發揚，產生了人們的客觀實踐。曾國藩對於宋明理學家這種以“隆禮”--“格物致知”和“複性”說為基礎的教育目的觀，是完全讚同的。他明確指出，“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冶又說：“格物，致知之事也。……吾心，物也曰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窮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他認為，這個“格物致知”的道理，就是能知一句便行一句，一分學問，一分實踐，“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虞。這幾段話集中反映了這樣一個基本觀點：“格物”既是取求於自身，“理”又是人們心中存在的“仁義”之類的善性。因此，“格物致知”的過程就是恢複人性的過程。從這個思想基礎出發，曾國藩把教育看做是“隆禮”--“複性”的正確途徑。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