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上述教育理論雖包含有許多新時代的內容，但主要還是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故與曾國藩的學校教育觀相類似。
總之，在19世紀40年代至90年代，其間雖有洋務派舉辦的帶有近代化成分的同文館、方言館及京師大學堂等有別於中國舊式官學和私塾的學校，但學校教育的內容及方法基本上仍是原封不動。即使是在20世紀初年因所謂新政而隨之興辦的各式學堂，以及辛亥革命後因教育改革而急劇增加的帶有資本主義成分的各類學校，在很大程度上也未完全跳出舊式教育的窠臼。因此，曾國藩的教育觀中關於學校教育的思想觀點及其方法，也就在一部分學人士子中甚至在一些教育家身上找到了繼續發揚的場所。當然，在曾氏學校教育觀的消極一麵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的同時，其具有近代化成分的積極一麵也很自然地在一定的水土氣候中流傳了下來。這種現象的出現並不足為怪。既然中國文化具有連續性，那麼曾國藩的以中國文化為主體，又帶有西方文化成分的教育觀，也就不會在短時期內完全消失，乃至於現今仍有一定的影響。
關於曾國藩主張的自我教育和師友教育對中國近代士大夫的影響，黎庶昌在《庸庵文編序》一文中指出：道光末年，風氣頹廢，“湘鄉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為天下發，以講求有用之學為僚友勸，士從而與之遊，稍稍得聞往聖昔賢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極一時英儁，朝夕論思。久之窺見本末，推闡智慮，各自發攄，風氣至為一變，故其成就者，經綸大業，翊讚中興，次則謨謀帷幄，下亦不失為圭壁自飭，謹身寡過之士”。黎庶昌在這裏概述的是曾國藩對弟子、對下屬的教育所產生的積極效果。在這個方麵，的確如黎氏所言，曾門弟子、幕僚等無不受其影響，就是在清末民初亦有不少人私淑其法。
李鴻章常自稱：投曾國藩門下，“從遊幾三十年，嚐謂在諸門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親切”。吳永在《庚子西狩叢談》中詳細記述了李鴻章深受曾國藩教誨之恩的實情。李氏在敘述曰常生活中受曾氏教訓的事實時說：“從前我在他大營中從他辦事，他每天一早起來，六點鍾就吃早飯，我貪睡總趕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沒辦法，隻得勉強趕起，胡亂盥洗，蒙瞳前去過卯，真受不了。”在曾國藩這樣的影響下，李氏對於早起之事最終“習以為常，也漸覺不甚吃苦。所以我後來自己辦事，亦能早起，才知道受益不盡”。吳汝綸在《李公神道碑》一文中說：李鴻章“生平嚴事曾文正公，出治軍、持國論，與曾公相首尾。其忠謀英斷，能使國重。是非成敗，不毫發動心，一秉曾公學”。吳永亦說：“公每日起居飲食，均有常度。早間六七點鍾起，稍進餐點，即檢閱公事，或隨意看《通鑒》數頁，臨王聖教一紙。午間飯量頗佳，飯後，更進濃粥一碗、雞汁一杯。……晚間……稍稍看書作信，隨即就寢。凡曆數十百日，皆一無變更。”吳汝綸、吳永曾先後跟李鴻章南北轉徙多年，所述均大概符合李氏之實際。中國人很重視師徒之情誼，所謂“一日從師，百日恩遇不忘”，指的就是這個道理。李鴻章作為曾國藩的學生、弟子，正是從中國傳統的從師如從父母的思想基礎出發，在日常起居生活、學問道德、處世為人等諸多方麵對曾氏的教誨謹守照辦，潛移默化，經久成自然矣。這其中也體現了曾國藩以其自身的良好言行作出榜樣，循循誘導，苦心教誨的精神。
蔣介石在政治上繼承了曾國藩的思想固不待言，就其一生處世為人而言，亦受曾氏影響深刻。周開慶在《蔣介石先生的思想體係》一書中說：“介石先生對於修養上的基本書籍，除了總理的各部遺教以外，可說得力於王陽明與曾國藩的著作最大。”這是因為，“陽明與湘鄉皆在艱難中創造事功，這給介石先生遇到困難挫折的時候精神上一種極大的鼓勵”。因而，我們從蔣介石無論是演講，還是訓話，無論是自己的著作，還是為各種書籍所作的序言中皆可以發現，他常以曾國藩的思想和言行去訓導他的部屬和子弟，以求收到他所預期的效果。例如教人如何為善的問題，他認為一個人在所作所為之先，須考慮到自己的動機或出發點是否得當。因為，一個人起初的動機，為善為惡，為是為非，隻有自己清楚，別人並不明白。曾氏雲：“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為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所以，蔣介石主張要遵循曾國藩的教導，一旦發現自己的動機是“卑鄙齷齪的，就要立刻鏟除這個惡念”。他認為，謹守這個“秘訣”，便“不愁德之不立”。又如，蔣氏在教育下屬如何進行“剿匪”--反共反人民的事業時，特編輯《曾國藩剿撚實錄》一書，在軍隊如何訓練、如何作戰，土地如何處理，以及個人立身處世、從政帶兵方麵，對其部屬加以訓導，使之究心領會，並加以效法。再如，關於青年學生的教育問題，蔣介石在主張以孫中山的思想為主導教育人們的同時，還要求要像曾國藩教導學生和下屬那樣，首先弄清楚為什麼要尊孔，為什麼要保持和繼承中國傳統文化，而要將“不曉得孔子的道理在哪裏，光是講道德而不曉得舊道德有什麼好處的頑固思想掃除”。他認為，隻有這樣，中國的教育才會有轉機，青年學子才會有遠大的政治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