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爾古納河右岸》跋
一部作品的誕生，就像一棵樹的生長一樣，是需要機緣的。
首先，它必須擁有種子，種子是萬物之母。其次，它缺少不了泥土，有誰見過可以在空中發芽的種子？還有，它不能沒有陽光的照拂、雨露的滋潤以及清風的撫慰。
《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出現，是先有了泥土，然後才有了種子的。那片春天時會因解凍而變得泥濘、夏天時綠樹成蔭、秋天時堆積著繽紛落葉、冬天時白雪茫茫的土地，對我來說是那麼地熟悉——我就是在那片土地出生和長大的。少年時進山拉燒柴的時候，我不止一次在粗壯的大樹上發現怪異的頭像。父親對我說，那是白那查山神的形象，是鄂倫春人雕刻上去的。我知道他們是生活在我們山鎮周圍的少數民族。他們住在夜晚時可以看見星星的撮羅子裏，夏天乘樺皮船在河上捕魚，冬天穿著皮大哈（獸皮短大衣）和麅皮靴子在山中打獵。他們喜歡騎馬，喜歡喝酒，喜歡歌唱。在那片遼闊而又寒冷的土地上，人口稀少的他們就像流淌在深山中的一股清泉，是那麼地充滿活力，同時又是那麼地寂寞。
我曾以為，我所看到的那些眾多的林業工人、那些伐木者才是那片土地的主人，而那些穿著獸皮衣服的少數民族則是天外來客。後來我才知道，當漢族人還沒有來到大興安嶺的時候，他們就繁衍生息在那片凍土上了。
那片被世人稱為“綠色寶庫”的土地在沒有被開發前，森林是茂密的、動物是繁多的。那時的公路很少，鐵路也沒有出現。山林中的小路，大都是過著遊獵生活的鄂倫春人和鄂溫克人開辟出來的。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大規模開發開始後，大批的林業工人進駐山林，運材路一條連著一條出現，鐵路也修起來了。在公路和鐵路上，每天呼嘯而過的都是開向山外的運材汽車和火車。伐木聲取代了鳥鳴，炊煙取代了雲朵。其實開發是沒有過錯的，上帝把人拋在凡塵，不就是讓他們從大自然中尋找生存的答案嗎？問題是，上帝讓我們尋求的是和諧生存，而不是攫取式的破壞性的生存。
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三十年過去了，伐木聲始終沒有止息。持續的開發和某些不負責任的揮霍行徑，使那片原始森林出現了蒼老、退化的跡象。沙塵暴像幽靈一樣閃現在新世紀的曙光中。稀疏的林木和銳減的動物，終於使我們覺醒了：我們對大自然索取得太多了！
受害最大的，是生活在山林中的遊獵民族，具體點說，就是那被我們稱為最後一個遊獵民族的、以放養馴鹿為生的敖魯古雅的鄂溫克人。
有關敖魯古雅的鄂溫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我們從前兩年的報道中已經知道得太多了。當很多人蜂擁到內蒙古的根河市，想見證人類文明進程中這個偉大時刻的時候，我的心中卻彌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憂鬱和蒼涼感。就在這個時候，我的朋友艾真寄來一份報紙，有記敘鄂溫克畫家柳芭的命運的一篇文章，寫她如何帶著絢麗的才華走出森林，最終又滿心疲憊地辭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艾真在報紙上附言：遲子，寫吧，隻有你能寫！她對我的生活和創作非常了解，這種期待和信任令我無比地溫暖和感動，我馬上給她打了電話，對她說，我一直在關注著這件事，也做了一些資料，但我想等到時機成熟了再寫。
我其實是在等待下山定居的人的消息。我預感到，一條艱難而又自然的回歸之路，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
2004年5月，我在澳大利亞訪問了一個月。有一周的時間，我是在澳洲土著人聚集的達爾文市度過的。達爾文是個清幽的海濱小城，每天吃過早飯，我會帶著一本書，到海濱公園坐上一兩個小時，享受著清涼的海風。在海濱公園裏，我相遇最多的就是那些四肢枯細、肚子微腆、膚色黝黑的土著人。他們聚集在一起，坐在草地上飲酒歌唱。那低沉的歌聲就像盤旋著的海鷗一樣，在喧囂的海濤聲中若隱若現。當地人說，澳洲政府對土著人實行了多項優惠政策，他們有特殊的生活補貼，但他們進城以後，把那些錢都揮霍到酒館和賭場中了。他們仍然時常回到山林的部落中，過著割舍不下的老日子。我在達爾文的街頭，看見的土著人不是坐在驕陽下的公交車站的長椅上打盹，就是在商業區的街道上席地而坐，在畫布上描畫他們部落的圖騰以換取微薄的收入。更有甚者，他們有的倚靠在店鋪的門窗前，向往來的遊人伸出乞討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