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宣傳框架內外的平衡性，有學者認為這是一個涉及到底是社會本位的傳播架構還是一個行政本位的傳播架構問題。二者的對立並不能通過單純的報道數量就能說明問題。那種“領導提出什麼問題、關心什麼問題，我們的傳媒就采訪什麼問題、報道什麼問題”就是行政本位的傳播架構。現代社會需要社會自我管理、自我協調和自我救助，政府的管理需要從中吸取政策的智慧，從平衡性來說，報道的架構應轉向以社會為本位的傳播架構。如果以此來觀之，本次主流媒體在地震中的報道對宣傳框架的突破似乎存在不足。如關於“四川省衛生廳官員打誌願者事件”、“成都帳篷事件”等更多的是追逐網絡媒體的腳步，而不是自身率先發起。實際上，傳媒越早地介入這樣類似的報道會更有利於通過傳媒的吸納推進政策吸納，從而更早地解決相關的問題。
事實也是如此，權威媒體跟隨網絡的腳步之後，迅速引起了相關部門的重視，並迅速采取了一係列的舉措。因此，權威媒體有理由更快速地吸納來自民間的呼聲。即使期間少數媒體企圖在一定程度上欲有所突破，但也帶來了較大的爭議。如《南方周末》於5月22日和5月29日分別推出的“大地震現場報告”、“大地震現場再報告”，以42個版麵、超過100篇報道，對震災的方麵進行了全景描述。這些報道不僅涉及“賑災救援”、“醫療急救”、“重建之思”等屬於宣傳框架內的方麵，還對學校之殤以及震災現場中的人性弱點進行了真實描述。2008年6月3日，一百多名遇難的學生家長聚集在都江堰的法院前，準備控訴校方在學校工程中偷工減料造成的人禍，與當地警方發生衝突並遭到阻止。但這種做法被一些人指責為是吸引人的噱頭或者批評《南方周末》是高高在上地指手畫腳，是唯恐社會不亂。顯然，這類指責認為《南方周末》的做法會削弱社會的動員力。
但如果能夠從《南方周末》報道的整體設置來加以審視的話，批評者的意見顯然忽略了《南方周末》由破到立的建設性立場：在反思中實現更好地動員。如果說幾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讓《人民日報》刊登的第一篇關於地震的報道是出於當時特殊的政治鬥爭需要，隻能報道軍民‘公而忘私、患難與共、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甚至對災情隻有一句‘震中地區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失’還具有合理性的話，這是1976年7月29日新華社的通稿——《河北唐山、豐南一帶發生強烈地震，災區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導下發揚人定勝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災》。今天人們還對地震的報道過於秉持保守的立場則不合時宜。一些人對媒體所謂的“出格”舉動抱有的不解，要麼是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人們接受現實的“多元化”能力，要麼是深受“黑白”二元思維的禁錮使然。實際上，唯有更多地相信社會，尊重社會，才能在更大程度上促使社會更主動地參與到抗災之中來。
對於向災民傳遞信息與向非災民傳遞信息的平衡性，傳媒通常過於關注向非災民區域進行信息傳遞，但這種做法可以適當地加以改變。這裏同日本進行比較。2007年3月25日上午9點42分，日本能登半島發生了6級地震，並造成了數百人傷亡。盡管無論是地震的強度還是造成的後果，能登半島地震與汶川地震不可同日而語，但傳媒在地震中的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可比性的。在這次地震中，日本災民被安置在了45個避難所。出於對災民需求的尊重，日本媒體除了大量向非災民區域進行信息傳遞外，還著力展開了向災民區域進行信息傳遞的“救援行動”。為此，朝日新聞社專門麵向避難所的居民發行了四個版麵的《能登半島地震救援》（號外）。為了方便讀者閱讀，報紙不僅有文字，還配有彩色攝影圖片。
在《能登半島地震救援》首發日（即地震後的第二日），為了真實反映人們剛剛經曆地震後的心情，新聞社特意選擇了一張送水阿媽的照片——阿媽的臉部略朝下，神情比較暗淡。編輯解釋說，之所以選擇這張照片是認為阿媽的狀態是對災民心情的最好描寫。從第三日開始，新聞社選擇的攝影圖片保證每一期主體圖片都是一個笑臉，以顯示人們的希望和樂觀。這些號外報紙主要針對災民的具體生活的情形需要而采集相關的內容，因此極具針對性。以3月30日的報紙為例，編輯們考慮到了災民長時間地生活在避難所裏可能產生的若幹問題：活動較少，容易導致血流不暢，甚至容易導致一些血管堵塞；大量的人群集中在有限的空間裏，甚至容易產生因汙染而導致的疾病。因此，該期號外專門編輯了《不活動容易導致的疾病》特刊，具體內容涉及垃圾處理、個人衛生、醫療診斷指南等。從發行的數量來看，最多的時候達到2000份。新聞社的做法讓它獲得了災民的讚譽，人們親切地稱號外報紙為瓦版報紙（即日本江戶時代的一種實用性報紙）。從新聞社第一份號外版發行一直到4月7日，一共發行了十三次號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