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勞動力市場化、住房私有化和單位製解體帶來青年人購房、工作競爭、幼兒照料壓力上升，而青年人應對這些壓力的主要策略是求助於父母。另一方麵，由於老年人的預期壽命和健康狀況大大改善，延長了他們在與子女支持關係中的“可給予期”，而有退休金的城市父母對子女的需求不僅僅在於“養”，這與子女數量減少、子代有限的對父母的時間和情感付出形成張力。在農村，戶籍製度鬆動後，青年人外出打工將子女留在家鄉，老年父母不但得不到子女的照料，還要承擔家裏農活，以及照料孫子女的生活甚至就學，而外出子女雖然對父母的經濟支持有所提高，但這種回報卻十分有限。從家庭代際交換的角度看，成年子女外出削減了老年人在代際交換中的實際利益所得，由此造成了當前農村老年人生存狀況的惡化。因此，當前代際交換的失衡、老年人的整體利益受損，其實是城鄉家庭為應對社會結構轉型、謀求家庭更大整體利益的一種家庭策略，是每一個家庭在變遷的社會中承受的“變遷之痛”。
（四）過度的物質依賴損害代際情感
在家庭領域，觀念與行為上的悖論是當前世界各國共同麵臨的問題。人們高度肯定婚姻的價值，但同居比例上升而結婚率下降；人們渴望穩定的婚姻，但離婚率不斷走高；人們珍視家庭的重要性，但投入到工作上的時間和精力越來越多，陪伴家人的時間越來越少；同樣，人們強調回報父母的重要性，但子女的回報與父母的給予之間差距越來越大……麵對這些悖論，持積極態度的學者說，我們的家庭實踐多元化了；持悲觀論的學者則說，我們的家庭衰落了。但有共識的是，人類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無力感，我們的家庭生活無法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實現，我們被無形的力量牽著走，不得已地離自己的理想漸行漸遠。
韓國學者張景燮（ChangKyungSup）在分析東亞社會的家庭困境時提出了“沒有個體主義的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 withoutindividualism）”。他認為，東亞社會的家庭主義在壓縮現代性情境中把家庭從個體的保護傘變成了個體的風險源，因為“國家、工業經濟、企業、工會、學校、福利製度在提供基本物質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方麵的失敗，導致個體在絕望中隻能緊緊抓住他們最愛的人來作為最後的救命稻草。另外，衰退的製度本身也有意地竭力強化私人家庭的社會安全網功能……越來越多的家庭進一步累積負擔和風險，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家庭關係和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困境……當彼此成為風險源之後，家庭成員發現彼此在身體、物質和情感上分開是比較現實的生活選擇。規避風險的個體化趨勢就這樣發生和擴散了”。
本文對代際關係的定量分析結果，並沒有發現中國家庭的個體化趨勢，而是代際間緊緊抓牢。但是，“國家製度對個人生活幫助上的無效和缺失，造成家庭成員的過度依賴，從而把彼此變成風險源”這一分析無疑是深刻而適合中國現實國情的。與盛行個體主義文化和福利財政充裕的國家相比，中國代際支持的特點在於廣泛的經濟和工具性互惠而非情感聯係。無論是從由經濟發展程度所決定的個體需求層次來看，還是從強調世俗生活的儒家文化傳統來看，當代中國的代際關係都屬於“理性”的合作社模式。我們的研究顯示，正是這種理性，讓老年人的利益被“無奈地”受到漠視；正是代際間在經濟和家務上的過度依賴，影響了父母與子女的情感和諧。
當前中國代際關係的失衡昭示，家庭的自足係統已經被打破，無力再承擔現代化進程的安全網功能。不堪重負的家庭需要有效的政策介入，才能維持和諧的家庭關係，並保持傳統家庭主義文化來避免個體化的困境。而製度設計的關鍵在於適度剝離家庭的責任，在幫助家庭減負和維護家庭功能之間做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