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岱孫——做人要有求實的精神
1953年秋，根據陳岱孫本人的誌願，高等教育部派他到北京大學經濟係任教，從此開始了他長達30餘年的北京大學經濟係教授的生涯。
北京大學是一所綜合性大學，陳岱孫先生所專長的財政學在經濟係不是最主要的課程。為了教學工作需要，他放棄了從事已久的“財政學”和“經濟學概論”的教學工作，而專攻經濟學史的研究，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就取得了豐碩成果。他獨立編寫的《經濟學史講義》一書，印發給北京大學經濟係的師生使用，使師生受益匪淺。他講授的“經濟學說史”課程，深入淺出，有理有據，邏輯清晰，言簡意賅，教學效果一貫優異，深得同學們的好評。
陳岱孫教授開始擔任經濟係的係主任後，盡管工作繁忙，準時上下課的優良作風卻是始終如一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擊北京，教室的屋簷被震毀，隨時都有危險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他才將課堂搬到了露天，並講足了課時。
陳岱孫教授對如何加強學生的基礎訓練、加強理論聯係實際、改進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等問題提出過許多真知灼見。他一向主張，要想培養出優秀的科學技術人才，必須加強基礎理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全麵訓練，從而具備廣博而精深的學識和理論聯係實際的能力。1957年，陳岱孫與同仁在一次政協會議上共同提出提案，要求在大學裏開設人口學課程和人口學專業。50年代末，當馬寅初的人口論受到批判時，陳岱孫深為同情。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陳岱孫教授再次煥發出生命活力。除了繼續給經濟係學生開設經濟學說史課程外，他還招收了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給他們以悉心的指導。
在日常教學中，他不僅教學認真，而且還十分注重培養學生們的思想品德。在與同學們的交往中，針對同學們存在的思想情況，陳岱孫十分強調地指出：“有人說馬克思主義過時了，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十分錯誤的。”他主張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經濟建設。他強調馬克思主義，但並不把它作為教條，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提出了原理和方法，但是並沒有窮盡真理發展的長河。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是堅定不移的，可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是剛剛開始，所以社會主義經濟學是一門前途無限的新學科”。
在認清我國經濟學教學的現狀後，陳岱孫教授指出，經濟學教學改革勢在必行。他認為，大學經濟係應該培養科學人才，而不是培養技術人才。在大學裏應該實行學分製以利於調動學生們的學習積極性，使學生們在有限的時間裏學到更多的知識。為了擴大學生的知識麵，他主張應該增強課程設置，充實教學內容，以便學生們係統而全麵地掌握有關學科的知識。老師在講課過程中，應該理論聯係實際，把課程講活講透。隻有這樣，才能培養出高水平、高素質的人才。
在研究生的培養工作上，陳岱孫教授也提出了一係列十分重要的建議。他認為，作為一名研究生必須具備“堅實的專業必備的基礎、深入的專門知識，有一定創造性的專題研究成果”。隻有如此，才能進一步對某一專題進行深入的有價值的研究。
此外，陳岱孫教授還十分關心中、青年教師的培養和提高工作，努力做好“幫、傳、帶”。由於他的耐心指導，他所領導的經濟學說史教學小組中的中、青年教師成長很快。他十分關心北大經濟係教師對當代西方經濟學說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他的過問和關懷之下，經過教師們的辛勤工作，北大經濟係成為全國在這個學科領域的重要教學基地。每當教師們出版專著，他都給撰寫序言，充分評析該書的優點和缺點，這篇序言，不僅是對書稿的高度理論概括，而且對讀者如何理解該書也提供了一種十分有益的捷徑。為了迅速提高中、青年教師的外文水平，陳岱孫教授經常擠出時間來教英文，既講解英文原著，又進行輔導，使教師們的英文水平和理論水平都得到了迅速提高。陳岱孫教授有求必應和不遺餘力地為中、青年教師業務能力的提高所付出的辛勤勞動，深得教師們的敬仰和感動。在陳岱孫教授身上體現了一代著名學者的高風亮節的品質和做人風範，頗值得後來學人的學習。
由於陳岱孫教授在我國經濟學界所處的舉足輕重地位，經常有些學生和校外人士仰慕陳岱孫教授的大名，將論文直接寄給他，請求陳岱孫教授審閱和提意見。陳教授盡管工作繁忙，但他總是盡量抽出一些時間，認真地審閱，並提出具體修改意見。對於論文中的任何可取之處他都充分肯定，對於其中的缺點和錯誤也都加以指正。例如：有位同學論文中的觀點和某位經濟學家的觀點不謀而合，他就建議該同學去看一看那個經濟學家的著作。
無論大事小事，他都本著認真態度去做。他曾為論文中的某些知識性錯誤加以改正，有一位經濟學教授在論文中認為在英語裏“鬱悶的科學”已成為政治經濟學的綽號，陳岱孫教授便詳細地解釋了這一綽號的來曆，認為那個教授犯了一個知識性的錯誤。
陳岱孫教授將自己的畢業心血獻給了經濟學，獻給了北京大學這座中國最著名的學府。他學識淵博，經驗豐富，作風民主，平易近人，既能堅持原則，又能聽取群眾意見。腳踏實地，在北大興達13年的教育生涯中，追求真理，為北大經濟係的發展與壯大，為我國經濟建設做出了卓絕貢獻。
腳踏實地，追求真理。
季羨林在悼念馮友蘭先生的文章中寫到：“為了一門學問，他不知遭受了多少批判。……他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不斷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忠誠於自己的學術事業，熱愛祖國，熱愛中國的傳統文化，終於走完了人生長途。仰不愧天，俯不怍於地。”
在北大，為追求真理而不惜付出者不可名數。馮友蘭隻是其中之一。北大人為真理而戰，求實之精神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
北大的許多著名學者均有一種為真理而戰的精神。不是為了私利而一意孤行，而是為了正義敢於堅持真理。他們曾遭遇苦難，也許會“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他們曾“我所為者，合下便是當為也，論不得成敗”(我所做的，理所當然就是應該做的，不必計較是否成功或失敗)，即便“一國非之，天下非之”，也不改初衷。
馬寅初在1957年發表了《新人口論》，提出在中國不但要控製人口數量，還要提高人口素質。在多數人都還沒有注意到中國人口問題時，他大聲疾呼：“人口非控製不可。”這是多麼偉大的遠見卓識!有人曾粗略地算過一筆賬：如果馬老的主張和建議在當時得以實施，並一直執行下去，中國目前的人口至少將減少2.5億。但馬寅初在這一正確觀點卻遭到了許多無理的批判，荒謬的攻擊。麵對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馬寅初沒有“悄然中止”，他帶病寫了《重申我的要求》一文，說：“我雖年近80，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他還說：“人口問題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以及民族的前途命運的大事。我已經研究並發現了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我有責任說出來，並堅持到底。為此，我不怕孤立，不怕批鬥，在這個問題上，我隻考慮國家和真理，從不考慮自己；為了國家和真理，我不怕冷水澆，不怕油鍋炸，不怕撤職、坐牢、更不怕死……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都要堅持我的人口理論。”今天，馬寅初的冤案終於平反了，而他高尚的人格為我們深深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