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德被帶走調查確實造成了影響，不過影響看上去並不是那麼壞。
或許是從這件事裏感覺到了危機，也讓更多人心灰意冷，三天之內，選擇去科西嘉島工作的工人和工程師增加到2000多人，選擇去蘭芳工作的增加的更多，差不多已經和選擇去科西嘉島的已經持平。
或許是因為遠離歐洲的緣故，選擇去蘭芳工作的人中工程師和設計人員的比例要高一些。
秦致遠為這些人開出了優厚的工作生活條件，提供住處以及基本的生活設施隻是基礎，更有兩倍於克虜伯的薪水，每年不少於一個月的帶薪假期，平均分布於年中的各種假期，包括歐洲的聖誕節和元旦、以及複活節、萬聖節、聖誕降臨節等等，同時每當處於華人的節日時，這些德國人同樣會休假，比如清明節、端午節、重陽節、中秋節。
當然了，華人也同時享有歐洲節日放假的福利。
另外關於工作時間，蘭芳也有比科西嘉島更加詳細的規定，比如原則上每天工作八個小時，超過十個小時就算是加班，加班會有1.5倍的加班費，節假日加班2倍加班費，每周五天工作製等等，這讓管理更加的人性化。
甚至比歐美國家的人性化水平還要高得多。
尤其是在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時候。
要知道，在世界大戰期間，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在拚命趕工，工人的工作時間動輒15.6個小時，加班費什麼的就別想了，能準時發放基本工資就算是財務水平不錯了。
工人們當然不願意承擔強度如此之大的勞動，於是普遍存在的工會開始組織工人罷工。
但在世界大戰期間，每天都處在死亡威脅中的各國政府都是狂暴的，他們撕下溫情脈脈的麵紗，變得殺氣騰騰，隻要有人敢罷工，那麼就把他們全部集合起來送上戰場，罷工的組織者則是以“xxx”被訴諸法庭，在英國和德國都出現過這樣的極端事例。
所以在遍地哀鴻的歐洲，蘭芳的人性化管理就看上去格外吸引人，仿佛就像“蘭芳”這個名字一樣，每一個字都充滿誘惑力，字裏行間透露出空穀幽蘭的芬芳。
增加工人的福利，肯定就會影響產品的成本，進而會影響到產品的競爭力。
但秦致遠認為這都是值得的。
對於蘭芳來說，以後要走的路線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業，那麼產品的利潤率就會很高。
增加工人的福利，其實對於工廠主來說，也就是賺一百，還是賺五十的問題。
而在秦致遠看來，一個國家，或者說一個地區，能夠依靠的是什麼？
不是最上層的統治階級，也不是最下層的勞動階層，而是廣大的中間階層。
不管是在目前的任何國家，社會收入的分配基本上都是金字塔結構，最上層的人數最少，卻占有最多的資源，最下層的人數最多，分配的物資卻最少。
最上層的那些人，也就是所謂的“頭麵人物”，不管他們的出身有多差，一旦混到金字塔最上層，他們的任務就不再是繼續攀登更高的階層，而是保證他們的地位不受影響，於是他們就會失去前進動力，變成社會變革的阻礙者。
最下層的那些人看不到上升通道，他們沒有晉升空間，也沒有晉升的渠道，簡單來說就是看不到希望，於是各種社會問題紛紛衍生出來。
秦致遠想創造一種扁圓結構，最上層的人還是那麼少，但他們賺的卻不是那麼多；最下層的人數也少，這部分是不思進取混吃等死的，活該他們受窮。
人數最多的，就是廣大的中間階層。
這肯定需要時間，特別是因為民國擁有龐大的人口基數，注定需要一個艱難的過程，甚至有可能需要幾十年才會實現，但秦致遠不氣餒，他的心理年齡雖然已經小三十，但這個身體今年才21歲，有的是時間去慢慢實現他規劃的藍圖。
更何況對於目前的秦致遠來說，因為青黴素和聯合石油公司，以及正在運作的“法蘭克公司”，秦致遠手中已經有了不錯的基礎，這些工廠每年都會為秦致遠帶來巨額財富，如果用於民國可能稍顯不足，但如果用於打造一個示範性地區卻是足夠了。
比如說另一個時空中的深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改革開放之初，深圳的價值並不在於他能賺多少錢，而是樹立一種模式，成為一個標杆，讓處於迷茫中的人們明白“深圳速度”是一種什麼樣的速度，讓不自信的人們了解華人的潛力到底有多大。
這個價值表麵上看不出來，但實際上的作用極大。
秦致遠就是想把蘭芳打造成另一個“深圳”，一個放大版的深圳。
這並不需要把整個蘭芳都建設成另一個時空中的深圳那樣，隻需要某幾個超大型企業，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宣傳，就能形成有相當規模的“示範效應”。
華人中流行“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句話，這句話值得從來就不是財富，而是希望和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