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工業化國家的經驗，工業化的過程是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的過程，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崗位應由非農業部門提供。但是，1949年以後，中國在長達近30年的時間裏，在支持工業體係獨立和完善的同時，農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無力被後者有效利用，以至於出現了農村勞動力過剩。勞動力過剩造成貧困，勞動力素質不高又導致過度貧困。這樣便大大弱化了過剩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能力。
1978年改革開放前中國特有的二元經濟結構，使廣大農村陷入了“資金缺乏→過度貧困→素質低下”的惡性循環之中，更重要的是，這種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二元現象：一部分現代化工業同落後的農業並存；一部分經濟發達地區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並存；一部分具有工業化、現代化因素的城市同幅員遼闊的以傳統方式生產和生活的農村並存；少量優秀科學家、學者等民族精英同大量文盲、半文盲並存。
與上述相應的是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長期以來，中國沒有形成強有力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動機製。1949~1978年的近30年裏，由於貫徹“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的方針政策，加上片麵追求發展重工業、輕視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經濟路線，造成了中國大城市、特大城市發展日益畸形，眾多中小城鎮則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在片麵優先發展重工業，重視重工業、輕視輕工業，重視生產性建設、輕視非生產性建設的思想指導下，中國城鎮基礎設施和服務業長期以來欠賬很多。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農業剩餘勞動力規模性轉移的嚴重瓶頸。不僅如此，中國城鄉之間人為造成的壁壘，嚴重阻礙了眾多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加上政府實施口糧配給製和戶籍管理製，農業過剩勞動力完全失去了正常進入城市經濟係統的自由，從而在製度上把廣大農民摒棄於工業化過程之外。
與上述相呼應的是支持現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不足、能源匱乏、資金短缺、科學技術落後、教育遠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結構性短缺也是過去妨礙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就是說，1949~1978年，中國既存在某些部門的資本存量閑置，也存在著部門資本投入不足的問題。這意味著，中國在初步工業化以後，經濟發展缺乏資本存量調整的活力，從而大大抑製了經濟增長。這種痼疾不斷地以經濟周期波動的形式表現出來，更多地表現在一些“瓶頸部門”，它們成了中國生產能力和資源機製的硬約束，常常使處於擴張狀態的經濟運行不得已突然減速，甚至停頓下來，從而不可避免地出現在高漲狀態下跌入低穀的現象。
孤立地看，上述這些常常被視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沉重包袱。然而，我認為，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當它們相互聯係並相互作用，配合適當的政策傾斜和發展環境，上述種種包袱卻意外逐漸演變成了若幹有利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未來，這些因素還將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作為一個幅員遼闊、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巨國效應再度顯現，中國呈現了具有替代性、連續性、持久性發展特點的經濟局麵。
第一，不均衡蘊涵著效率改進和經濟增長的可能性。以農業和非農業勞動生產率為例，二者之比經常為1∶5左右。隻要持續存在著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勞動生產率就可望獲得持續顯著增長。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農村乃至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農業勞動力伴隨著鄉鎮企業的崛起而向非農業持續大規模轉移的過程。
另一個例證是加工業與基礎產業、基礎設施之間的缺口。據有關方麵估計，1978~2000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約有1/4~1/3的加工業生產能力由於能源、運輸和部分原材料供給短缺而閑置，經濟高速增長進程也往往因為這方麵的缺口而被打斷。如果能源（主要是電力）、運輸（主要是鐵路運輸）和部分原材料工業的投入有長足增長，那麼，它們有可能帶動加工業以數倍於這些部門自身的產量發展。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中國在加工工業與基礎產業、基礎設施之間長期形成的非均衡增長狀態開始緩解，通過資源向高效部門轉移，以及消除“瓶頸”，中國經濟效率的改進邁出了舉足輕重一步。至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