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國民經濟整體優化及方案的選擇
根據國內外經濟整體優化的實踐和湖南省情特點，我們認為，湖南國民經濟整體優化和可供選擇的方案，應包括以下諸方麵的內容：
1．國民經濟必須以較高的速度持續增長。從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均增長速度來看，湖南1950～1978年為4.8%，1979～1995年為8.7%。在1952～1995年的43年中，湖南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按可比價格計算）＞10%的有11年，占25.58%；7.5～10.0%的有14年，占32.56%；5.0～7.5%的有7年，占16.28%；2.5～5.0%的有3年，占6.98%；0～2.5%的有1年，占2.33%；負增長的7年，占16.28%。由此得知：①宏觀經濟增長速度呈中上水平，後期略快於前期。②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偏大。1980年以來，由於諸方麵的原因，湖南的經濟發展速度明顯落後於沿海重點開放開發地區，例如珠江三角洲1978～1994年經濟年均持續遞增21.40%，閩南“金三角”、長江三角洲的經濟增長速率也要較湖南快得多。從目前的發展勢頭和建設投資規模來看，至少在本世紀內，湖南與沿海發達地區的差距還將進一步拉開。倘若湖南要躋身於國內經濟十強，必須具備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和穩定的持續發展後勁。本世紀內湖南省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應達到10～12%或者更快一些，2000～2010年可保持在8～10%之間。發展速度過快會導致基本建設規模盲目擴大，分散有限的財力物力，導致投資效益普遍偏差，並加劇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和通貨膨脹，結果“欲速而不達”。發展速度過慢又會拉開湖南與沿海發達地區的差距，使我省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處於愈加被動的境地。加之湖南又是一個處於工業化初期的農業大省，地域經濟高速成長的限製性因素相當多，故保持中高水平的穩定的經濟發展速度是適宜的。
2．產業結構優化是提高經濟效益的核心內容。提高經濟效益一則靠擴大生產規模，即外延型增長；二則靠改善企業素質，即內涵型增長。在當今形勢下，內涵型提高的地位日益突出，並對區域經濟發展起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從現有情況來看，湖南省的產業結構具有顯著的低層次和低效益的特征：①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偏大，而在第一產業中種植業的產值比重又偏大，農業生產結構仍趨於單一。②第二產業的重心傾向於原材料部門和低效益部門，加工業的“下遊”部門和“河口”部門的產值比重偏低，輸出產品的附加價值相當有限，技術含量普遍偏低，省內大多數城市重工業過“重”而輕工業過“輕”，而這種情況並不適合於發揮湖南農副產品資源優勢和勞動力優勢。③第三產業發展不足，尤其是高層次的信息產業、金融保險業、科研谘詢業、對區域經濟起限製性作用的交通運輸業等。湖南產業結構優化的關鍵在於以提高經濟效益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為前提，以市場開發和對外開放為導向，立足於本省資源優勢，充分發揮其區位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行業、資源型深加工業，高科技產業和高層次服務業，逐步實現企業內涵提高和產業全麵升級。第一產業優化的核心在於變小農業生產為大農業經營，充分發揮湖南農業自然資源的主體優勢，尤其重視開發利用麵積廣大的山地丘陵和江河湖澤，擴大農副產品的加工深度。第二產業優化的核心在於加強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的同時，注重發展新興產業和主導產業。新興產業代表了產業技術發展的最高水準，對於提高產品開發層次和企業勞動生產率以及降低能耗、物耗具有關鍵作用。湖南的新興產業應以微電子工業為代表，可搞數個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高科技工業園，實施大學、研究所、現代化工業企業“三位一體”的高科技開發。第三產業這幾年發展勢頭迅猛，但關鍵是要統籌規劃，規範經營，統一標準，提高素質，向國內外發達地區的先進水準看齊，逐步與國際慣例和要求接軌。本世紀內我省第三產業的發展強項應是以下領域：文教科研，交通運輸，信息通訊，旅遊服務，高層次的商貿、金融、倉儲、保險等。
3．空間結構優化是加速區域開發的關鍵環節。由於國內和省內經濟技術發展水平的不平衡，在客觀上形成經濟技術梯度，而此種梯度則是空間推移和傾斜發展的重要動因。湖南各地發展水平差異甚大，經濟梯度差相當顯著。湘江中下遊和洞庭湖區為省內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生產力水平居高；湘中和湘南經濟發展居中等水平；湘西則為省內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因而湖南區域開發有一個先東後西、自東部逐步向西部推移的過程。具體優化思路如下：①實施點—軸式地域開發，順序為京廣鐵路沿線→湘黔鐵路沿線以及石長鐵路、湘中鐵路和湘桂鐵路沿線→枝柳鐵路沿線，同時注重在各地區培育一係列經濟效益好、輻射能力強的地域經濟增長極。②在省境京廣鐵路南北兩側開好兩個“大門”，“北大門”為嶽陽，應將其建成為全省性首位門戶城市，在此大力發展大進大出型港口工業並借此積極參與長江流域綜合開發；“南大門”為郴州，應將其建成為麵向華南的重要開放開發基地，先期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來料加工、零部件裝配和地方性資源深加工，我省應藉此擴大與珠江流域的經貿技術聯係，提高省內市場經營的國際商貿比重。③培育一個市區非農業人口在300萬人以上的特大型中心城市，這個城市對於湖南經濟發展具有統籌全局的作用，既具有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科技素質，更具備強大的地域輻射作用，能夠帶動省內大多數地區加速發展。前文已述，這個特大城市可由目前的長沙、株洲、湘潭三市一體化合並而成。
4．製定合理的區域發展政策是國民經濟整體優化的重要保證。如第二章所述，區域發展政策包括區域產業政策、區域組織政策和區域調控政策。①區域產業政策包括產業傾斜序列、主導產業、基礎產業和相關產業的選擇以及各產業的發展設想等，是區域經濟穩定發展的基礎。湖南區域產業政策的製定應注重發揮地區優勢，強調經濟規模的合理性和產業的關聯性，重視市場現狀和市場容量以及對國家生產力戰略布局和產業政策的適應性。②區域組織政策是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地域組織政策，是區域經濟各方麵協調發展的重要保證。湖南現行的部門分割、地域分割和“條塊分割”較為嚴重，各城市、各地區重複建設相當普遍，致使地方優勢難以發揮，特別是中央所屬和地方所屬的企業相互爭奪原料、能源和市場，進而發展到摩擦扯皮，競相壓價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宏觀經濟效益。區域組織政策優化調整應從以下兩方麵著手：一方麵是形成通達的區域市場體係，建立省內市場新秩序，並以市場供求關係為導向來調控全省經濟生產；另一方麵是憑借經濟效益和利潤的杠杆來促進並調控省內資源、資金、勞動力、能源、技術等在內的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由此實現最佳配置並加速區域綜合開發。③區域調控政策是推進區域經濟持續發展的基本手段。湖南目前正處於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重要時期，加強宏觀調控和政策性指導有助於克服市場經濟體製的諸多消極因素以及在轉軌期間所產生的負麵影響。區域調控政策應注重於兩個方麵：一是根據國家的產業政策提出湖南的地方產業發展規劃，把國家的產業政策落實到省內具體空間；二是協調省級與地、市、縣之間的產業規劃發展聯係，從而使各級產業政策協同銜接並處理好主要的比例關係。
5．全省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保證區域開發有充足後勁。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實質，就是要弱化、消除它們之間的消極關係的消極影響，同時充分利用和促進其間的積極關係，從而實現四者之間的良性循環。①湖南人口規模和增長率必須維持在經濟和資源環境的承受能力之內。1949～1995年，湖南省總人口由2986.83萬增至6352.63萬，年均遞增1.65%。湖南50年代年均淨增人口49.50萬，60年代年均淨增91.14萬，70年代年均淨增80.02萬，80年代年均淨增82.99萬。因計劃生育工作的深入，全省人口猛增的勢頭有所緩和，但由於人口慣性所導致的生育高峰的影響會較長時期地存在。湖南生存空間有限，人口與資源、環境、能源和發展的關係日趨緊張，日益增多的人口已經成為製約湖南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因素之一。2000年湖南省的總人口應控製在6650萬人之內，即在本世紀的各年度內，每年全省淨增人口少於60萬人，②資源開發利用與經濟發展需求相協調，反對靠資源的高消耗和生活資料的高消費來支撐和刺激經濟高速增長。湖南人口眾多，人均自然資源占有量相當有限，在自然資源的開發上一定要有“後繼利用”和“子孫分享”的指導思想，切忌急功近利，竭澤而漁。以耕地為例,1957年至今全省耕地麵積持續減少，平均每年淨減耕地2.33萬公頃。1978～1995年全省人均耕地減少30.38%，年均遞減1.57%。湖南省人口與耕地的關係將日趨緊張：一則2030年之前總人口有增無減，另一方麵省內耕地拓展潛力有限，全省宜農荒地不多並主要分布在農業生產條件較差的湘南和湘西山區。保護現有耕地是區域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環節之一。③經濟發展與環境治理同步進行，維持可再生資源的再生機製，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及生物多樣性。隨著經濟開發的深入，湖南生態環境的壓力日趨沉重，工業化區域呈現出嚴重的環境汙染態勢，湘江和洞庭湖的水質逐漸惡化，長株潭區域幾乎是有雨必“酸”。80年代至今，湖南自然災害愈演愈烈，水旱災害明顯加劇。1980、1983、1988、1991、1993、1994、1996年均發生了特大洪水。1993年全省水災受災人口2967.8萬，重災人口869.6萬，農作物受災麵積165.2萬公頃，絕收麵積23.5萬公頃，早稻減產15億公斤，省內水災直接經濟損失達62.3億元。1994年又發生了湘江流域特大洪災，城市水災損失相當慘重。1996年資、沅兩水中下遊和洞庭湖區發生的特大洪水，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空前慘重，直接經濟損失逾200億元。在區域開發過程中，我們必須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製度措施和管理措施，對生態環境進行治理和改善，扭轉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進一步發展的趨勢，使經濟建設和環境保護同步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