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巴別塔繪畫觸目驚心的展示，語言的變亂造成了巨大的混亂和分裂，給人們帶來了數不清的痛苦和災難。但巴別塔也留下了希望，按經書的敘述，巴別塔之前，“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創世記》11∶1）。這至少說明一種完美的語言曾經有過。隻是在猶太語境中，人們似乎從來就不敢奢望脾氣暴躁的上帝大發慈悲，恢複“巴別”之前的語言。然而，救贖思想的興起燃起了人們尋找完美語言的夢想，而且一直持續到今天。艾科在《追尋完美語言》（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Language）一書中，對西方曆史上的這一尋夢曆程有過詳細的追蹤。本章的二、三兩節將在艾柯的研究基礎上，對語言統一的夢想作深入的考察。
語言統一的夢想是從尋找巴別之前的語言開始的。由於經書最初是用希伯來語寫的，所以一般認為，巴別塔之前的語言就是希伯來語。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到了古羅馬後期希伯來語已經式微了，並逐漸被埋進了曆史的深處。盡管其作為神聖語言的地位沒有多少變化，但人們恢複這種語言的願望卻是越來越小，美好語言的夢想更多地寄托在了各個時代流行的語言上。於是，從古希臘語到拉丁語，再到中世紀各種各樣的民族語言都曾經是統一的希望。
首先是隨著古希臘的興盛而通行地中海地區的古希臘語。最初，古希臘語中也有許多不同的方言，亞曆山大大帝統一希臘後，才逐漸形成了統一的希臘“柯因語”（Koinè），這就是普盧塔克和亞裏士多德的語言，也是當時文法學派所教授的語言。隨著亞曆山大帝國的不斷擴張，柯因語逐漸成了地中海所有地區的官方語言。而最初流傳開來的基督教文本（如福音書和七十士譯本）都是用它寫的，早期教會神父用的也是這種語言。古老的希伯來語已經根本無法同古希臘語相比了，約瑟福斯曾不無傷感地敘述了猶太國家如何在巴別塔事件之後，被日漸強大的希臘同化的過程：人們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創立了許多的國家，“在這些國家中，一些仍保留著當初他們的創立者所給的名稱；有些已經改變了；另有一些為了讓他們的鄰居能更好地理解而稍作修改。應該為命名上的變化負責的是希臘人，因為在隨後的年代裏，他們強大起來。他們甚至竊取了過去的榮耀，並用他們理解的名字稱呼這些國家，把管理體製強加給這些國家，就好像這些國家本就是自他們而出的一樣”。
然而，如果約瑟福斯能像其先祖一樣活幾百歲的話，他一定會更痛苦地發現，古羅馬勢力興起之後，希伯來語越發不如從前了。古希臘之後，古羅馬建起了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當柯因語仍在地中海地區流行的時候，拉丁語成了帝國的語言，羅馬軍團所及的所有歐洲地區都開始通用拉丁語，隨後，拉丁語又成了羅馬教會用語。到古羅馬帝國後期，基督教成了帝國官方宗教，東部早期基督教教士用的是希臘語，而西部用的則是拉丁語。而自公元四世紀，聖·哲羅姆用拉丁文翻譯了《舊約》之後，人們學習作為一種神聖語言的希伯來語的興趣越來越小了，古希臘語的命運同樣如是，盡管《新約》大部分是用古希臘語寫成的。在奧古斯丁的身上就典型地體現了這兩種語言的沒落。艾柯頗有些不解地寫道：
基督教的啟示就建立在一本用希伯來文寫的《舊約》和一本絕大部分是用希臘語寫的《新約》之上，但是羅馬帝國末期，基督教思想最重要的闡釋者——博學的奧古斯丁竟然不懂希伯來文，而希臘語知識也隻是湊合。這造成了有點矛盾的境況：一個致力於闡釋經書以發現聖言真義的人卻隻能讀拉丁文譯本。必須查希伯來原文的想法似乎從來就沒有進入過奧古斯丁的大腦中。他不大信任猶太人，懷疑他們可能在他們的版本中抹去了所有基督來臨的指示。
然而，奧古斯丁雖不懂希伯來語，但並不代表他不尊重希伯來語。奧古斯丁著有《基督教義論》（On Christian Doctrine）一書，專門講解如何詮釋經書。他認為語言知識越多越有助於理解經書，主張說拉丁語的人需要懂希伯來語和希臘語，這樣，“當他們被拉丁文譯者們無休止的分歧弄得一頭霧水的時候，就可以求助於源文本”。實際上，這位基督教最偉大的神學家也許還是第一個係統追尋希伯來語淵源的人。
當由驕傲的不敬神者建造的邦國受到遣散和語音變亂的懲罰，不精神的城被稱為變亂和巴比的時候，仍然有希伯之家，種族原初語言因它得以幸存。
——聖·奧古斯丁《上帝之城》
希伯來語究竟源自何人？在《上帝之城》中奧古斯丁列舉兩種語源學的觀點。其一是源自亞伯拉罕，因為“亞伯拉罕”一詞的希伯來語是“Abrahews”；其二是源自諾亞的兒子閃的第五代孫希伯（Heber）。奧古斯丁讚同第二種說法，認為希伯來民族及其語言都得名自希伯，“他們因希伯而被稱為‘希比來’（Heberews），後來掉了一個字母成了‘希伯來’（Hebrews），他們的語言也因此被稱為希伯來語”。命名的時間是在語言被變亂之後。按照奧古斯丁的說法，希伯家族使用的語言就是巴別塔之前的語言：為所有人共同使用的語言。巴別塔之後，作為懲罰，世人的語言被變亂。但就像大洪水之前，仍有義人諾亞一樣，在巴別塔事件中，以閃為族長的家族沒有參與犯罪，因此也就沒有受到懲罰，得以繼續使用以前的語言。當時需要用一個恰當的名稱來把這種語言同其他語言區別開來，而當一種語言隻為一個家族使用的時候，就沒有用“某某人的語言”來命名更好的了。毫無疑問“某某人”自然非族長希伯莫屬。“所以說，當由驕傲的不敬神者建造的邦國受到遣散和語音變亂的懲罰，不敬神的城被稱為變亂或巴比倫的時候，仍然有希伯之家，種族的原始語言因它得以幸存。”希伯來語因而是神聖的，也隻能為神聖的家族使用。希伯無法把這種語言傳給他所有的後代，而隻是傳給了亞伯拉罕支派，因為他的家族出現了分化，有些感染了惡的因素。同樣，亞伯拉罕也沒能把這種語言傳給他所有的子孫後代，而隻是傳給了雅各支派，他們是特殊的傑出的上帝的選民，接受了上帝的約，是基督肉身的先祖。
奧古斯丁認為經書中對希伯來語的起源有明顯的暗示，即在介紹閃的子孫後代時，盡管希伯隻是第五代孫，卻被第一個提到，“雅弗的哥哥閃，是希伯子孫之祖，他也生了兒子”（《創世記》10∶21）。而在希伯的兒子中，又唯獨對法勒（Peleg）作了補充說明，“希伯生了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為那時人就分地居住”（《創世記》10∶25）。“分”的意思是大地的劃分，但在奧古斯丁看來，指得同樣是“語言的多樣化”，而經書如此看重希伯支派也是有深意的，“就大地的劃分來說，如果指得不是語言的多樣化，又能作怎樣的理解呢？因此《聖經》才忽略了閃的其他那些跟這件事無關的兒子們，而給出了那些一直到亞伯拉罕的譜係，就像洪水之前隻給出了從賽特到諾亞的譜係一樣”。但問題是：既然大地是在法勒的時候因語言而被劃分的，那麼為什麼不用法勒的名字來命名這種語言呢？奧古斯丁對此進行了解釋：當時希伯仍然活著，法勒剛出生，而語言顯然已變亂了，所以希伯才親自給兒子取名法勒。另一個問題是：巴別塔是寧錄建造，寧錄是諾亞的第四代孫，而希伯是第六代孫，他們又怎能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呢？奧古斯丁的解釋是他們屬於不同的支派，完全可以生活在同一個時代。
然而，希伯來語雖然是神聖的語言，但並不代表它就是上帝的語言。在巴別塔故事中，上帝說：“我們下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創世記》11∶7）奧古斯丁認為，上帝說話的對象是天使，證據同樣在經書之中。奧古斯丁舉例說明道：
我們應該承認創造人類時說的語句“我們——不是我——要造人”是對天使說的，而且他還加了句“按照我們的形象”。但是，由於我們無法相信人類是按照天使的形象造出來的，或無法相信上帝同天使的形象是一樣的，我們寧可相信這是三位一體的複數表述。然而，這個作為一個上帝的三位一體在說“我們要造”之後，繼續說“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創世記》1∶27），而不是說“上帝們造”或“按照他們的形象”。那麼，把“我們下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這句話視為對天使們說的又有什麼不妥呢？
奧古斯丁強調上帝說話的對象是天使，目的是為了說明上帝的話同我們對其他人、上帝、天使，或天使對我們，甚至上帝通過天使對我們說的話是不同的，“上帝的言說先於且高於他所有的創造，是永恒的理性：它無聲無息，是時間中恒在的能量和創造因”。上帝以自己的不可言說的方式對天使們說話，他所說的這些言語又會以一種適合我們接受能力的方式傳達給我們。我們有時也能通過內在的耳朵聽到上帝的話，但隻有品性近於天使的人，才能聽到上帝言語的某些部分。
那麼希伯來語同上帝的語言之間又有怎樣的關係呢？這是涉及到經書詮釋的大問題。在《基督教義論》中，奧古斯丁為了說明經書的語言，不惜花費大量筆墨從語言的起源談起。奧古斯丁注意到大自然中存在許多符號，比如公雞發現食物會用特殊的聲音招呼母雞，鴿子發現食物會咕咕叫著喚來同伴，等等。而人類的語言不過是諸多符號中的一種。最先出現的是口語，但是口語隻要一接觸空氣就消逝了，它們持續的時間並不比聲音更長久，於是就發明了字母形式的語詞符號。這樣通過特殊的符號而不是它們自身，語音就被呈現於視覺。另一方麵，上帝應許了人類一部神聖的經書，用以救治人類心智可怕的疾患，後來的聖人們就用語言文字把這部經書記錄下來。為了讓經書能夠在適當的時間傳播到全地上，經書最初是用一種語言闡明的，這種語言就是希伯來語。然而，傲慢的人們建造了通天塔，牽連於此的不敬神的人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思維和口音都陷於混亂不和諧狀態。於是，《聖經》就通過翻譯傳向四麵八方，被許多邦國用來作救贖之用。可見，在奧古斯丁看來，希伯來語不過是記錄神意的跡象，是人類了解神意的工具，“人們閱讀經書無非是想發現那些書寫者的思想和意向，並由此發現上帝的意向，如果前者和後者一致，他們就相信書寫者所說的”。但是希伯來語畢竟是上帝選定的語言，因此它是神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