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中我們已經用理論從邏輯上推導出精英間可信承諾對於良性製度變遷的意義，並且通過分析可信承諾達成的不同路徑及其局限最終確定了權力製約的重要作用。本小節將通過對比分析蘇聯和英國曆史上的國家轉型進程對上述的理論進行檢驗。
一、轉型失敗的案例：蘇聯
曆史上，蘇聯一直施行的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製，在特定時期，這種體製有其優越性：它能事前製定詳盡的戰略規劃，避免盲目發展，同時它還能舉全國之力，優先發展對於促進經濟發展和國家騰飛具有重要意義的關鍵領域和項目，從而獲得規模經濟效應。20世紀60年代以前，蘇聯經濟也由此獲得了飛速發展，並一度逼近美國。然而，隨著重工業發展放緩和投資拉動增長效果的遞減，原有經濟中信息不透明，對微觀經濟主體激勵不夠等弊端逐漸顯現。據統計數據顯示，20世紀60年代左右，蘇聯經濟進入增長的轉折點，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到了70年代，情況更是急轉直下，並於70年代末長期陷於停滯狀態，之後也沒能再現以前的輝煌。（參見表2.10）
資料來源：徐坡嶺（2002）。
1985年，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聯新一代國家領導人。他麵臨的是蘇聯經濟的萎靡不振和幾十年累積下來的體製上的弊端，於是他被迫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戈爾巴喬夫最初的改革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1985年4月蘇共中央四月全會要求執行新的社會經濟戰略方針，到1986年2月蘇共二十七大提出“加速戰略”和根本改革的經濟體製的方針，到1987年1月蘇共中央全會明確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有效的、可靠的加快蘇聯社會經濟發展的機製”，再到1987年6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原則》以及根據指定的《蘇聯國營企業（聯合公司）法》和有關宏觀經濟各個領域（如計劃、物資、價格、財政、信貸科學技術等）、國民經濟管理機關結構和職能的11個決議。戈爾巴喬夫僅用3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四次重大的改革決策。
但經濟改革的結果卻沒能使國家富強起來，反而使得國民的生活更為困難。為了克服層層阻力，戈爾巴喬夫將改革開始轉向政治領域。從1988年開始，國家權力重心從黨向蘇維埃轉移。1989年從上到下進行了新的國家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與以往不同，這次實行差額選舉。同年，蘇聯新的最高國家權力機構建立，戈爾巴喬夫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主席。最高蘇維埃變成了常設製，由人民代表大會從人民代表中選舉產生。黨原來事實上掌握的立法權和政府幹部任命權轉歸了最高蘇維埃。1990年2月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決定放棄一黨製原則，承認了多黨製的合理性和修改憲法第六條的必要性。7月蘇共二十八大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性文件和蘇共新黨章，為全黨描繪了在多黨製下黨的建設的新機製。
應該說，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對蘇聯的各種弊端都有相應應對之策，改革目標符合曆史發展的主流方向，改革進程也開始納入製度化的軌道。但是，由於這些改革措施多是局部性和零碎性的，改革步驟與目標上缺乏明顯的遞進性，改革政策也調整得過於頻繁，加之戈爾巴喬夫大權在握，喜歡獨斷專行，不能容忍有人對其工作進行批評，使得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並沒能說服蘇共黨內其他的高層，給人以改革不堅決、改革進程緩慢、改革結果不可知之感。同時，這種善變的改革也沒能取得統治集團內部其他精英的信任，蘇聯《消息報》的一篇署名文章甚至指出：“戈爾巴喬夫是1917年至1991年蘇維埃國家曆史上最難預測的領導人。”世界銀行後來的一起調查也證實了當時改革政策的變動過於頻繁。世界銀行對69個國家和3600多個企業進行調查，調查要求企業家對它們所在國家機構的不同方麵進行主觀的評價，這些不同的方麵包括財產權保護、規則和政策的可預見性、司法部門的可依賴性，官僚機構的腐敗和濫用權力問題以及由於政府變更導致的破壞等。調查顯示，在獨聯體地區，幾乎有80%的企業家報告說，規則和政策不可預測的變化嚴重地影響著他們的商務活動，60%以上的企業家擔心政府的變化以及伴隨這些變化而來的痛苦的政策上的突然變化，同時，甚至還有超過60%的企業家表示，為了完成某些工作，必須支付額外的代價，但是行賄也並不能保證能得到所承諾的服務，很多人擔心他們可能會被其他官員更多地索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