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這是說官的衙門——現在老百姓形象地稱之為“廟”是永遠存在、萬古不變的，而它的主人一官，現在老百姓稱之為“神”的人則時時變更。地方官亦如是，自唐以後郡守縣令，任期有定，大抵為三年一任，如無特殊情況，作滿三年，即卷鋪蓋走人，新官接著幹。這樣熙熙攘攘，你去我來，對於宦遊者是常保持著新鮮感，而對於當地的百姓來說則是個災難。晚唐散文家孫樵在《書褒城驛壁》中曾寫道；褒城驛館本來以雄偉壯麗“號天下第一”，後來衰敗不堪，到處是汙泥濁水、雜草叢生。為什麼會如此？因為往來居住的都是匆匆過客。他們“暮至朝去”，“夕得其庇，饑得其飽”就滿足了，對這裏的建築設施，毫無一點顧惜之心。泛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船頭）而後止”；釣魚“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把人造園林糟蹋個夠。那麼“汙敗室廬，糜毀器用”更不在話下。每個過客皆如此，驛館那能不破敗？孫氏用此以喻郡守縣令。說他們“遠者三年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誰都把州縣當作驛館一樣，隻有糟蹋而無建設，被他們治理的百姓所遭的罪孽可以想見。過去有“十羊九牧”的成語，當官者以放牧者自居、官多、更換得勤，試想“羊”——老百姓，會有什麼感想。何種議論？
當然，專製統治下不許老百姓胡思亂想，更不許他們胡說亂道。“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聖人早有明訓，但老百姓也是人，也有思維，他們不敢公開反抗，便應付，把不滿深藏在心底。《自來舊例》中的老百姓的情緒是通過“優人”表現出來的。
新官上任，對官來說是喜事，而對老百姓來說則是個未知數，但清官廉吏，百無一二，且不說那些捐納得官的，他們將本求利，其貪婪自不必說。就是那些本性不大貪婪之人，他們讀書、趕考、求官、候補，其間要有多少花銷？近人李慈銘在其日記中記載他候補在京的費用、以及外放地方官以前打點京官、籌措路費，準備安家費等等均非家貲所能承受。這些花費已迫使他借了許多高利貸，沒有出京的李慈銘就負了一身債。這些花銷不都要靠到任後去找老百姓要！舊官在任巳經三年，大多都已撈足，離任之時隻是車載船運的問題。而剛剛上任的官還是兩手空空，用老百姓的話說是個“空肚鴨”。他們到任後首先考慮的就是如何撈錢。《儒林外史》寫王惠接任南昌知府時，首先問的就是“地方人情，可還有什麼出產，詞訟裏可也略有些甚麼通融？”上任以後馬上“釘了一把頭號的庫戥，把六房書辦都傳進來，問明了各項內的餘利，不許欺隱，都派入官。”然後滿衙門都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以實現他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理想。這樣的貪官、暴官還被評為“江西第一個能員”。王惠的經曆活畫出“空肚鴨”貪吃的過程及手段。有個笑話著重描繪了“空肚鴨”的心態：有個新官上任，向差役胥吏問道：“做官事體當如何？”差役們回答說：“一年要清（清白），二年半清，三年便渾！”這個新官感歎說：“教我如何熬到第三年！”是啊！“空肚鴨”要等上三年，豈不餓死？
明知是“空肚鴨”，可是在他們到來時老百姓還要應付他們，還要表示熱烈歡迎、甚至要違心地加以頌揚。這種態度就像百姓平時對待凶神惡鬼一樣，奉迎與禮拜隻是換得一點點安全感罷了，從而達到自我撫慰作用。
“為報吏民須慶賀、災星移去福星來！”的歡迎口號是謙卑的、充滿淚水的。也許這位新上任的太守自我感覺良好，在逢場作戲般的歡迎儀式上真正感到自己就是“福星”；也許當官的都具有這種心態：總認為“牧民”就是為民造福。於是他喜不自禁，飄飄然起來，脫口而問：“口號誰撰？”“本州自來舊例，止此一首。”優人的回答是老老實實的，卻又出人意料之外。期待與現實的反差形成了幽默。我想大約這是生活的真實記錄，幽默家們很難編造這類的故事。
自來舊例
楊叔賢郎中，眉州人。言頃有太守初視事，大排樂。樂人口號雲：“為報吏民須慶賀，災星移去福星來。”
守大喜，問：“口號誰撰？”
優人答曰：“本州自來舊例，止此一首。”
北宋·文瑩《湘山野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