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頗帶點苦澀之感的笑話。一個“自負其才，旁無一人”的山人，用一囊錢換取了不知太史公為何物的“乞兒”的三次“太史公爺爺”的叫聲之後非常滿足地“一笑而去”，這給讀者留下許多思考。難道這個“山人”是呆子、是癡漢？難道他不知道應該到何處去追求知音與理解？難道他不知道這個買來的稱呼不過是自己話語的回聲？我想這些他都懂得，但他還是要這樣做，並從這裏獲得滿足。“山人”追求理解，要求賞識、希望社會承認自己的價值的心情的迫切，不是有點可悲嗎？因此，我覺得他的“一笑”是有點淒涼的，不管“山人”本身是否意識到。
“山人”以文墨糊口四方，要想混得好是要有些本領的，如幾盤棋，寫一筆字，畫點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插科打諢等等，而且還要深通主人心理，會看眼色，能夠忍氣吞聲、低盾順眼。這種長期處於受人恩賜、卑躬屈膝的狀態，心靈必然受到扭曲與壓抑。此時用一囊錢買來一次心理的滿足，精神上的自由，意誌上的伸張，豈不快哉！因此，我覺得“山人”這“一笑”又可以說有幾分快感！
《太史公》的故事的確是交織著淒涼與快感的。明代中葉以後讀書者人數過剩，特別是吳中浙西一帶。他們已經遠非科舉一途所能容納，封建社會的文人出路很窄，科舉不中，很少有體麵的出路。務農經商，行醫賣卜又為他們所不齒，於是許多人就打出“隱士”的招牌。因為先秦經典中就有“不事王候”、高尚其事的明訓，但這些“隱士”的“不事王候”僅局限在不作官（因為通不過科舉考試也作不了官），權門豪富還是要事奉的，否則便沒有飯吃。《儒林外史》中的鬥方名士，如權勿用、楊執中，《紅樓夢》中的詹光、單聘仁等皆屬此類。“山人”們中混得好的如明代陳繼儒（眉公）、王穉登（百穀）、清代李漁（笠翁）、袁枚（子才）皆享大名於生前留巨著於身後。他們都是“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似的幫閑人物，“歸隱”也是一種吃飯之道。大多數混得不好，有些甚至浪跡江湖，客死他鄉。如《儒林外史》中牛布衣流浪一生之後，死於古廟之中。有些甚至近於市井無賴，如明代的黃之璧，他坐轎子不付給轎夫錢，還說：“你們有幸每天抬著黃先生到處走，足以名垂千古，還敢要錢？”（見《萬曆野收獲編》）這比權勿用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到處騙人錢花還要可惡。當然，也有如《太史公》中所寫的易於被“乞兒”悽惋之聲的哀告打動心扉、頗類“愚癡”的“山人”。似乎這樣的“山人”更可愛一些。明代中葉以後“山人”之多已經成了社會問題，萬曆時曾下詔盡逐在京滯留的“山人”，如前些年北京驅逐臨時戶口一樣。官方如此對待“山人”。他們的品格又多有可呰議之處，因此，“山人”作為社會群體給時人、後人沒有留下什麼好的印象，他們常常成為人們調侃取笑的對象。
《太史公》中把“山人”寫得如此愚疾虛妄，並用“乞兒”為之陪襯，正反映當時社會輿論對他們的態度，如果我們細想“山人”與“乞兒”的關係不是正等同於權貴豪門與“山人”之間的關係嗎？“山人”對權門豪富的趨奉與“乞兒”對他的趨奉相比，不是也非常類似嗎！易地則相同。世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點愚癡虛妄，他們大都重視外界對自己的評價，真正隻求無愧於心的並不多。再擴大而言之，我們的民族在“老子天下第一”的天朝心態的支配下往往也會幹出像“山人”一樣的傻事。明代“西儒”利瑪竇，在他的《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記載了萬曆年間，他初到北京時在會同館（相當於今天的外賓招待所），發現許多所謂外國向化到中國進貢的使臣，其實是西域倒運的商人。他們進貢一些不值錢的土產，往往會得到更多的賞賜。統治者對於願意表示臣服向化的異幫從來是不吝賞賜的，而不問這種臣服向化究竟有多大價值？天朝所重視的隻是炫耀皇帝的偉大，這與《太史公》中的“山人”有什麼不同呢！
如果說個人的愚癡虛妄的一些表現，有時會有助於心理的滿足和心態的調整；而作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於自己的力量、地位沒有符合實際認識，其結局是不說自明的。清代統治者當他們麵對真正的外麵世界時，仍然如同明代統治者一樣，妄自尊大，把國家、民族拖到危亡的邊緣。
太史公
山人某姓者，自負其才，旁無一人氣途中聞乞兒化錢聲甚淒惋，問曰：“如此哀求能得幾何？若叫一聲‘太史公爺爺’，當以百錢賞汝。”
乞兒連喚三聲，某傾囊中錢與之，一笑而走。
乞兒問人雲：“太史公是何物，值錢乃爾？”
明·馮夢龍《笑史·癡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