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中有一股工具化的傾向，在這股潮流中功利目的就是一切，各種意識形態都被貶為手段。無論是儒家的仁義孝悌、禮樂刑政；還是墨家的兼愛、非攻，尚賢明鬼；無論是道家道法自然、無為、有為；還是法家的綜名核實、明法用術等等都可以消除它們本身的意義而為功利的目的服務。這股潮流濫觴於春秋時代，盛於戰國，特別是無恒產、無恒心的遊士，他們沒有什麼固定的信仰，各種學說都是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工具。如法家創始人商鞅是個有創見的思想家了，而其學說的主旨也在變來變去。他在遊說秦孝公時，最初說以“帝道”，孝公聽得直打瞌睡，後說以“王道”，孝公仍不愛聽，最後說以“強國之術”孝公才十分高興，聽得入了迷。最後執行也是這套“強國之術”。雖然它產生了效益，使秦國由弱變強，但講究操守的人一定要問，商鞅真正的主張是什麼呢！
對於意識形態的工具化，魯迅有極精彩的描繪：“前人之勤，後人之樂。要做事的時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時候有老聃；要被殺的時候，我是關龍逄，要殺人的時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氣的時候，看看達爾文、赫胥黎的書，要人幫忙就有克魯巴金的《互助論》；勃朗寧夫不是講戀愛的模範麼？勗本華和尼采又是咒詛女人的名人。”（《這個和那個》）隨著境遇的不同任何理論都可以隨手拈來作為自己的招牌或工具，而且得心應手，毫無穿鑿的痕跡，使觀者心亂神迷、瞠目結舌。這給後來的“活學活用”以無限啟迪。不過往昔是“師”出多門，取宏用精；後世是專宗一家不敢旁騖罷了，其手段、手法是相差不遠的。
《儒以詩禮發塚》中的大儒、小儒更可以視為“活學活用”的先驅。盡管他們是孔門的不肖子孫，但對當時正是炙手可熱的孔子的招牌決不肯放棄。更令人驚歎的是：他仍然保持著使人肅然起敬的儒者風度：“大儒臚傳”時高誦著“東方作矣，事之若何？”這是何等的文質彬彬，小儒回答：“未解裙襦，口中有珠。”這是何等的莊重。接著大儒引經據典《詩》固有之雲雲又顯得多麼認真嚴肅。如果沒有前後敘述語所展示的畫麵，我們隻是耳聆其音聲，如果再配以典雅迂緩的先秦古樂、閉目設想：他們一定是在主持某項禮樂大典，宣揚華夏文明，當畫麵搖出時，原來大儒、小儒在幹犯罪中最下作的勾當——盜墳掘墓！對於反差如此之大的現象，我們感到可笑呢？還是可惡！
詩是美的情感的升華，禮是人們行為的規範，總之都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可是在這裏它們卻與最肮髒的行為結合起來，而且成為後者的工具。而主其事者卻臉不紅，心不跳地在那裏有條不紊的操作著。這說明工具化意識已經深入其心，世間的一切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那怕它是為人們所愛、所重的聖潔之物。當然，用儒生以詩禮發塚形容工具主義的泛濫，未免有點漫畫化。但曆來統治者哪個不是這樣幹的嗎？他們在“恭行天罪”“以有道攻無道”和“兼弱攻昧”“一統天下”的偉業中在使用有形武器的同時，還有一種無形的工具。這就是用各種學說編織成的五色班斕的抹布，用以揩淨在其塗炭生靈、戕害百姓的偉業中所遺下的血跡。而各種學說的原本意義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了。
這種工具主義的傾向始於遊士，張大於遊民，影響到全社會。遊民是脫離了社會正常秩序的一群，在社會中他們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缺少起碼的生活保障。傳統的意識形態、道德觀念在他們心目中都失去權威性。他們關注的隻是自己的衣食以及與他們發生關係的利益。他們沒有什麼固定糸勺價值觀念，一切“形而上”的東西，都被貶作謀取衣食、攫取利益的工具。什麼“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君子固窮”等等說教都與他們無關。在封建社會的中後期遊民又是最積極、最活躍的一群。特別是社會大變動時期，遊民中的富於冒險精神的勇敢分子非常有可能“變泰發跡”上升為新的統治者。在社會各階層的垂直流動中，遊民最有可能爬上較高的階層，工具主義就成為他們與各個階層搏鬥的武器。這對其他階層所起的社會示範作用非常巨大，人們看到無原則、無是非還能在激烈的利益鬥爭取勝誰不群起而效尤呢？
儒以詩禮發塚。
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下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接其鬢，摩其歲，而以金錐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戰國·莊周《莊子·外物》
今譯
儒生用詩與禮的教養去挖墳盜墓。
大儒站在墳上向在墳下操作的小儒傳話；“太陽就要從東方升起，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小儒在下麵回答：“裙子與短襖還沒有解開，口中的寶珠也沒有取出來。”
大儒接著說：“《詩》中說得好：‘青青的麥苗，長滿了山坡’。活著的時候不肯布施，死了含珠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