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庫爾特·瓦爾德海姆（Kurt Waldheim）廣泛地進行出訪。很明顯，他是在為競選第三個五年任期做準備。
他的主要對手是坦桑尼亞的薩利姆·艾哈邁德·薩利姆（Salim A 。Salim）。
在上周的課上，我說到過，中國強烈要求下一任的秘書長應出自發展中國家；而美國仍然記恨薩利姆，因為當北京政府通過選舉取代了台灣政權、獲得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的時候，他曾在聯大上歡慶舞蹈。
瓦爾德海姆和薩利姆最終都不得不引退。當時的安理會主席是烏幹達的拉·奧圖諾（Ol ara Otunnu）。通過合理明智的方式，他在理事國中進行了多次非正式的意見調查，直到一位候選人得到了所有安理會成員國的一致認可，而他，就是秘魯的佩雷斯·德奎利亞爾（Javier Perez de Cuell ar）。
枟紐約時報枠說佩雷斯·德奎利亞爾之所以當選，乃因他是“受攻擊最少的候選人”。蘇聯本來擔心秘書長一職若由拉丁美洲的候選人擔任，會過於親美，但在知道了佩雷斯·德奎利亞爾曾任秘魯駐莫斯科大使之後，便棄權了。
在一幕幕的選舉鬧劇上演時，佩雷斯·德奎利亞爾正在秘魯的一個海灘上。他完全沒有什麼競選活動。
其實佩雷斯·德奎利亞爾與聯合國早有淵源。1946年第一屆聯大在倫敦召開時，他就是秘魯代表團中的成員。瓦爾德海姆任秘書長期間，他還曾出任塞浦路斯問題的特別代表；後來又曾短期與布萊恩·厄克特（Bri an Urquhart）一同在秘書處工作過，擔任負責特別政治事務的助理秘書長。
厄克特曾寫道：“無論是從經驗還是從能力的角度說，他都是一個極為稱職的人———他平和安靜、充滿智慧而又彬彬有禮，對所從事的工作擁有非常全麵的知識。”
佩雷斯·德奎利亞爾是我為之工作的第一位秘書長。當時我還是發言人辦公室的一名資曆較淺的職員，我獲得了寶貴的機會，隨團與他一起正式訪問加拿大。我建議他前往加拿大廣播公司（CBC）接受加拿大媒體的廣播采訪，他接受了這個建議。作為一名稱職的初級發言人，我在采訪的前一天跑到要錄音的工作室檢查情況，以確保一切順利。他們向我展示了一個寬敞而舒適的房間———那種布置得像一個起居室的工作室：一張沙發、一把加有厚軟墊的大椅子、一張沙發前麵的小茶幾等等，看起來完美無缺。采訪就將在這裏進行。
可是第二天我們抵達加拿大廣播公司時，一名製作人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說，昨天給我看的那間工作室被占用了。然後他把秘書長引到了一個很小的錄音室，大概隻有6英尺長、4英尺寬。佩雷斯·德奎利亞爾是個禮貌得體的人，但是誰不喜歡舒服一點呢？他同意在小錄音室裏接受采訪。我呢，當然也隻有和他擠在裏麵。然後，除我倆外，又擠進了廣播公司的一名技師。
裏麵真是又熱又悶，就像8月份交通高峰時間的紐約地鐵站。
加拿大廣播公司的采訪人有著令人愉快的性情，認真且健談，而且在采訪時間上似乎毫無控製。我們原來說好采訪是10到15分鍾，可是時間一分一秒過去，20分鍾？ ？25分鍾？ ？
此時，秘書長握起雙手研究起自己的指甲來，似乎指甲把他弄疼了。我明白他這麼做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向我高聲抗議：“把我從這兒弄出去！”
我盡量以最禮貌的方式中斷了這次采訪，並將秘書長先生送回賓館。後來他對這次采訪沒多說一句話。
他是個非常敏感的人，且不能忍受愚蠢。
2005年，我組織了一次前聯合國發言人的聚會。我邀請了厄克特，因為他曾短期地擔任過聯合國發言人。我非常高興能邀請到他。在聯合國的活著的記憶中，他的聲音最具有說服力。
在討論佩雷斯·德奎利亞爾與媒體的關係時，厄克特說出這樣一段有趣、甚至於帶有一點嘲笑口吻的評價來：
“他從不展露鋒芒。我認為他非常不願意成為一個公眾人物。他真正的樂趣是呆在辦公室裏聽聽舒伯特，然後回家吃午飯。當然，我想這沒什麼不好。這是挺老派的作風。我覺得這也是執掌秘書長要職的一種很好的方式。這並不意味著他不知道或者不關心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這隻是處事的另一種方式。我覺得他那樣行事很有意思，並且值得被我們記住。”
斯坦利·麥斯勒（Stanley Meisler）在他的書枟聯合國的前五十年枠中寫道：一些記者，比如枟洛杉磯時報枠的唐·山農（Don Shannon），覺得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缺乏任何一種強硬的性格”。斯坦利·麥斯勒還引用英國社論作家露絲瑪麗·萊特（Rosemary Righter）的話，說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即便從一隻船上跌落出去，也激不起什麼波瀾”。
總體上說，佩雷斯·德奎利亞爾是個很少讓媒體感到激動的人。這是他第二任期後三年左右時間裏，我在他手下的發言人辦公室工作中所得出的感覺。但是他在自己的外交與政界中還是有仰慕者的。
美外交官卡梅倫·休姆（Cameron Hume）在聯合國圈內備受尊敬，麥斯勒引用他的話說：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在聯合國任職時善於幕後處事，雖不動聲色，卻技藝嫻熟、成績顯著。
就像你們所看到的那樣，他不是個容易捉摸的人。現在讓我們快速回顧一下他的履曆，然後由你們自己對他做出判斷。
在佩雷斯·德奎利亞爾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十年中，最為非凡的成就是他促成了冷戰的結束，而這一事件改變了聯合國。在他的第一屆任期中，他目睹了聯合國因超級大國之間的對抗而步履艱難，而在第二屆任期中，他見證了一些人所說的“聯合國的重生”。
聯合國秘書長每年都要就聯合國的工作情況向聯大遞交報告。麥斯勒在他的書中通過引用這些年度報告，對冷戰中與冷戰後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說明。
第一份年度報告是1982年的，那是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執掌聯合國的第一年。布萊恩·厄克特對寫這種年度報告很在行，報告寫得非常坦白。報告說安理會“沒有能力采取果斷行動解決國際爭端”，即便是那些已經達成一致的決議，“也越來越多地遭到那些自恃強大的國家的挑戰或蔑視。”
現在再讓我們看一下佩雷斯·德奎利亞爾1991年遞交給聯合國大會的報告定稿。他宣布了聯合國“長期停滯的終結”。他寫道，世界變化日新月異，“即便是在這樣動蕩不安的時代中，聯合國一直在不懈地努力順應曆史潮流的變革。”然後他總結說，“雖然仍能聽到一些不和諧的音符，但聯合國的作用不容置疑。”
這是一次大變革。讓我們來看一看它的發生過程。
福克蘭戰爭The Falklands War
佩雷斯·德奎利亞爾上任僅4個月，5000阿根廷軍隊就侵入離阿根廷海岸線250英裏的（英屬）福克蘭群島。
福克蘭群島（阿根廷稱馬爾維納斯群島）曾一度屬於阿根廷，但1833年被當時最強大的英國海軍攻占。英國人希望通過控製福克蘭群島從而驅逐在此捕殺鯨魚和海豹的美洲人，因此他們趕走了大約2000名阿根廷居民，並以英國移民取而代之。到1982年時，約有1800名英國移民後裔居住在島上，他們大多養羊為生。島上有少量英軍駐守。
當時的英國駐聯合國大使告訴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說，阿根廷部隊已從布宜諾斯艾利斯開拔。秘書長立即要求雙方“保持克製”。聯合國實在已經把這個“保持克製”的詞用濫了，以致每次在發言人辦公室聽到這個詞時我們都要歎息。
阿根廷根本不予理睬。第二天，阿根廷軍隊即在島上登陸，並輕而易舉地戰勝英國守軍。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發誓要報複阿根廷。大西洋兩岸戰旗飄飄，世界上最愚蠢的戰爭之一開始了。厄克特將這比作兩個禿子為一把梳子而進行的戰爭。
英國立即將這件事上報安理會。由於英國大使安東尼·帕森斯爵士（Sir Anthony Parsons）的出色外交才能，安理會以微弱的票數優勢通過了要求阿根廷撤軍的決議。
決議通過的第二天，英國艦隊便向福克蘭島出發，橫穿大西洋需要兩周時間。在這兩周裏，美國國務卿亞曆山大·黑格（Al exander Haig）試圖進行調停，可惜失敗了。英國艦隊到達作戰海域的那一天，阿根廷拒絕了美國希望平息爭端的建議。
戰鬥開始了，阿根廷軍隊用飛魚導彈擊沉數艘英國軍艦，而英國海軍又摧毀了阿根廷巡洋艦貝爾格蘭諾號。此時，佩雷斯·德奎利亞爾接過了調停的任務。
時間緊迫，佩雷斯·德奎利亞爾提出了他自己的和平建議。英國方麵給予了比較積極的回應，但是飄搖中的阿根廷軍政府提出了新的無理要求。5月20日，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宣布他的和平斡旋結束。次日，英軍登陸並擊潰島上的阿根廷軍隊。顏麵喪盡之後，阿根廷軍政府倒台，為民主政府讓路。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盡管深諳外交謀略，還是在他的本土拉丁美洲慘遭失敗，使他在第一個任期中起步就錯。
黎巴嫩Lebanon
中東地區從來就不消停。1982年6月，就在福克蘭戰爭結束的幾個星期後，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襲擊了該國南部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簡稱巴解組織）的基地。襲擊開始之前兩天已有預兆，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緊急敦促雙方尊重停火協議。他要求正在凡爾賽主持七國峰會的法國總統密特朗聯合美國總統裏根以及其他大國領導參與進來。可是這些首腦們所做的隻是在入侵發生後發布一個根本無效的官方通告。
安理會召開會議，呼籲雙方要克製（又是這個詞：“克製”）並要求以色列無條件撤軍。但雙方對這些呼籲置若罔聞。
就在安理會還在猶豫不決時，以軍已經繼續向北挺進並包圍了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以軍攻擊了貝魯特城西約六千人的巴解組織部隊，並在空軍、炮兵部隊和海軍的聯合火力之下造成巨大傷亡。
安理會裏，法國的倡議無果而終。英國遞交了其決議草案，但法國對此極為不滿並威脅要投否決票。而美國則在拖延時間，使以色列軍隊可以盡可能向前推進。
厄克特寫道：“在我記憶中，沒有比這件事更讓我對各國外交官和其政府感到憤怒的了，而且我從來沒有像其時那般地覺得聯合國希望渺茫。”
最終，當巴解組織武裝撤出黎巴嫩後，是由美國領導的多國部隊———而不是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貝魯特。
後來厄克特幫助佩雷斯·德奎利亞爾起草了遞交聯大的第一份年度報告。在報告中，他不僅坦率地承認安理會的無力（這一點在上麵已經提到過），而且為提高安理會的行動能力提出了具體的建議。這些想法觸動了安理會。在隨後的兩年中，安理會不斷地討論這些建議和想法，可是事情沒有任何改變。
1983年10月23日，駐貝魯特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遭到自殺式卡車炸彈襲擊，241名美國人喪生。另一次自殺式卡車炸彈襲擊導致58名法國士兵死亡。1984年2月，裏根總統宣布從黎巴嫩撤軍。法國要求聯合國維和部隊來代替多國部隊的位置。
有些教訓得來非常不易。
聯合國財政危機The UN Financial Crisis
美國國會因各種政治原因扣繳一小部分聯合國會費有些年了，部分原因是美國聲稱聯合國援助了諸如巴解組織和西南非人民組織（South West African People’s Organization，SWAPO）等恐怖組織。
1980年裏根當選為美國總統後，保守派思想同時在美國國會占了絕對優勢。保守派不信任龐大的政府，而聯合國在他們看來是一個更龐大的政府。他們從來沒有喜歡過聯合國，自1945年起就反對聯合國。20世紀80年代，他們成為美國政壇的主要力量。因此，美國對聯合國的攻擊———主要來自保守派智囊團，他們與美國國會中的新保守勢力有著很深的淵源———就成倍增長。
當然，聯合國在美國的地位與聲望逐漸下滑已經有時日了。自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許多國家擺脫殖民統治、實現獨立，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紛紛加入聯合國，第三世界的力量隨之逐漸興起。20世紀70年代中期，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 es，OPEC，或稱“歐佩克”）的成立更讓第三世界的力量得以加強。石油輸出國組織讓產油國能夠很大程度上控製石油的價格，並且在波斯灣地區創造了大量的財富。
這些國家通過不結盟運動在政治上組織起來，又通過七十七國集團（現在已經達到130多個成員國）在經濟上組織起來。他們非常有效地利用他們的新成員來推行深思熟慮的政治計劃，包括我們現在非常熟悉的國際經濟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NIEO）。
資本主義國家將國際經濟新秩序看作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而聯合國則越來越被視為一個反西方的組織。
1975年，這些新占多數的國家通過決議，將猶太複國主義與種族主義等同。從第三世界的政治角度看來，這個決議好像是有道理的。非洲國家都反對種族主義，伊斯蘭國家都反對猶太複國主義。將這兩類國家合在一起，很容易使聯大中的大多數國家通過這一決議。
將猶太複國運動等同為種族主義的決議激起了以色列最強有力的支持者———美國的強烈反對。當時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是丹尼爾·帕特裏克·摩依尼翰（Daniel Patrick Moynihan），他隻是在政治上受命成為大使，但本身並不是職業外交家。他後來成為紐約州參議員。
他那咄咄逼人的氣勢和具有攻擊性的行為方式真可與美國電影枟好畜欄決戰枠（The Showdian at the OK Corral）媲美。
就在決議通過之前，他在聯大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他說：
“在聯合國大會上，在全世界麵前，美國宣布：美國不會承認、永不容忍、絕不允許此等無恥之事。”
枟時代雜誌枠評價他說，他那挑釁式的反應使他成為新一代美國民族英雄。
在聯合國最脆弱的時候，美國新興的保守勢力正在大肆行其攻擊之能事。在名曰“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華盛頓保守派智囊團的領頭下，一些國會議員提交了新的扣繳聯合國會費的法案。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聯合國的聲望一落千丈，任何遞交眾議院的類似於扣繳聯合國會費的提議都會自動地以絕對優勢得以投票通過。
我曾為一份小型出版物枟互依共存枠報道過這些事件，而枟互依共存枠是美國的一個名叫“聯合國協會”的民間非贏利性組織辦的。1985年時，日本的明石康是聯合國新聞部的主管，他給了我一份工作，而我接受了。於是我成為聯合國雜誌枟聯合國年鑒枠（UN Chronicle）的一名編輯。
但是到聯合國任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候選資格受到一個婦女團體的反對，明石康不得不另找其他的事情讓我做。
那時候，佩雷斯·德奎利亞爾曾會見聯合國協會的一些高層人員，抱怨傳統基金會的所作所為以及華盛頓對聯合國的攻擊。當時的聯合國協會主席是傑出的共和黨政治家艾略特·理查德森（Elliot Ri chardson），他對佩雷斯·德奎利亞爾說，“我們把一個最優秀的人給了你，可是你又不用。你為什麼不把他派到華盛頓去呢？”
我想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大概對我一點印象都沒有，所以他轉向他的高級助手美國人詹姆斯·蘇特林（James Sutterlin）並投去一個詢問的目光。蘇特林點了點頭，表示他認識我。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對他說“辦好這件事”。
於是我被蘇特林召到聯合國的最高層。他告訴我，秘書長希望我去華盛頓，去和傳統基金會進行鬥爭。我穿上唐吉訶德的戰衣，然後說，我很高興接受這個任務。
由於家庭原因，我不想搬到華盛頓去。所以我申請每周去華盛頓兩到三天，其餘時間留在紐約。蘇特林同意了。
我第一次去時，一個與首都方麵保持著良好政治關係的朋友說，他將安排我與主要的國會助手共進午餐。在華盛頓，國會助手是非常有權勢的人物。他們為國會議員們提供工作建議、起草法律法規，甚至製定政策。
午餐被安排在國會山上一個叫做“單片眼鏡”（Mono‐cle）的餐廳中，靠近國會大廈，在參議院的這一邊。
餐桌邊圍坐著大約十餘位最有權勢的國會助手們。
我朋友向他們介紹我說：“這是弗雷德·埃克哈德。他來這兒是為了讓美國給聯合國的資金複原的。”國會助手們都哄然大笑。他們的笑聲是那樣的響亮，以至於這個坐滿了華盛頓的要員們的餐廳變得寂靜無聲，所有的人都朝我們這桌看過來。
這並不是一個鼓舞人心的開端。
但是我盡了自己的全力。在隨後的三年時間裏，我密切關注著傳統基金會的每一次新聞發布，並起草回應。我在電話裏向紐約的蘇特林念我擬的稿子，再由蘇特林最終定奪。然後我將這稿子複印上百餘份，走遍國會大廈去分發。每次看到重要的國會助手，我都會說：“您看了傳統基金會最新發布的消息了嗎？這裏是聯合國對事實的說法。”
我發現國會助手都非常專業。他們會盡可能多地掌握相關信息，然後他們開始信任我。而那時負責聯合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艾倫·凱斯（Al an Keyes）是一個保守派。
艾倫·凱斯與傳統基金會關係非常密切，而且他不喜歡我做的任何事。他向佩雷斯·德奎利亞爾表達了自己的抗議。
當我把這些告訴了國會職員們時，他們非常生氣。他們向國務院抗議說，行政部門不應幹涉國會了解實情的權利。
在那三年中，我對美國的立法程序有了更深入的認識。雖然其間有很多反對聯合國的法律條款得以通過，但我對作為一個機構的國會及其所代表的民主程序逐漸有了更深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