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認為私德不隻是講個人的“獨善其身”，還包括“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之道義”。所謂公德，就是要“人人相善其群”，“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於此精神，雖至善者，時或變為至惡矣”。
毛澤東深受梁啟超思想的影響，在修養品性的過程中，強調“做事論理論法”，即辦事要出於公心，不能以感情代替原則，做到公私分明。
他在1921年1月28日致彭璜的信中，談到自己立身處世的原則時說：
略可自慰者，立誌真實（有此誌而已），自己說的話自己負責，自己做的事自己負責，不願犧牲真我，不願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
這就是他交朋友的原則：公私分明，做事按公德辦事，堅持原則，“論理論法”；私交以私德相處，講究感情。
彭璜是五四運動時期的湖南學生領袖，五四之後加入新民學會，後來，在驅張運動、創辦長沙文化書社、湖南俄羅斯研究會、進行湖南自治運動的過程中，毛澤東都與他有過十分親密的合作。就私交來說，也是很好的。
毛澤東對彭璜的評價是：“高誌有勇，體力堅強，朋輩中所少有。”可是當他發現彭璜的缺點之後，則毫不留情地進行批評。毛澤東曾毫不客氣地在給彭璜的信中列數了他的十條缺點。
彭璜曾揚言要“征服”易禮容等人。對此，毛澤東大不以為然，他說：
過矣過矣！人那（哪）能有可以征服者？征服必用“力”。力隻可用於法，用於法則有效；力不可用於私人之交誼，用於私人之交誼則絕對無效。豈惟無效，反動隨之矣。我覺得吾人惟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主義之爭，出於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私人之爭，世亦多有，則大概是可以相讓的。其原多出於“占據的衝動”與“意力之受拂”。兄與禮容之爭，吾謂乃屬於後者。
在這裏，毛澤東不僅批評了彭璜處理內部矛盾的錯誤方法，而且認為對於主義等原則問題，決不能相讓，“不得不爭”；而對於朋友之間的非原則問題，往往是涉及個人利益，應該相互讓步和照顧。
這一原則貫穿了毛澤東一生的人際交往實踐。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毛澤東對陳獨秀是十分崇拜的，視之為“楷模”和“思想界的明星”。
毛澤東曾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發表過《體育之研究》。當毛澤東去拜訪已是赫赫有名的大教授、文科學長時，盡管毛澤東的湖南方言讓陳獨秀聽起來十分費勁，但他沒有絲毫的不耐煩，相反，他為這位比自己小14歲的年輕人的觀點感到欣慰，兩人成為知己。
1919年，當得知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被捕，毛澤東義憤填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