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最好處努力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後，中國與日本、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兩國三方”關係，呈現出異常複雜的局麵。
日本由於戰線太長，兵力不足，財政消耗太大，日本侵略軍被迫停止了對中國正麵戰場的戰略性進攻。針對國共兩黨對抗戰的不同態度，日軍對國民黨由軍事打擊為主轉為政治誘降為主，而將軍事打擊的主要方向由國民黨正麵戰場轉向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國民黨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的發展壯大早就嫉恨不已，日本的政策轉變為它的反共提供了良機，於是開始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頻繁製造反共軍事磨擦事件。
在這種情況下，八路軍、新四軍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繼續抗擊日本侵略軍，為了自衛求存，對於國民黨頑固派蓄意挑起的反共磨擦事件不得不進行鬥爭。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蘇北位於華北與華中之間，是八路軍與新四軍聯係的樞紐。為了隔斷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聯係，蔣介石指使韓德勤部於9月發動反共軍事磨擦，但是，他沒想到韓德勤雖擁兵16萬餘人，卻不堪一擊，被新四軍殲滅1萬餘人。周恩來在談到這段曆史時說：“蔣介石捏著鼻子沒有說話，但他是要報仇的。”
1940年10月19日，蔣介石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的名義，向八路軍正副總司令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軍長葉挺發出“皓電”，限令駐守在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並要求八路軍、新四軍由已有的50萬人縮編到10萬人。這分明是對共產黨發出的最後通牒。
在發出“皓電”的同時，國民黨軍令部向顧祝同、湯恩伯、韓德勤等部發出了圍攻新四軍的密令。10月24日，駐重慶的周恩來向延安報告：各方麵動向都表明，反共高潮正在迅速上升。11月1日，他又電告中央說：“現在各方都已感覺形勢嚴重”，“大家一致望我們拿出辦法來，並望我們讓步，以緩和破裂，須請中央以決策速告。”
麵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毛澤東認為黨的方針要以應付最黑暗的局麵為工作的出發點。他分析，時局發展有維持現狀、壞轉、好轉三個前途。我們要準備對付一切情況，出現任何一種情況都要有辦法。在打給周恩來的電報中，他指出：目前，“我們應估計到最困難最危險最黑暗的可能性，並把這種情況當作一切布置的出發點，而不是把樂觀作出發點”。“我們現在是兩麵政策，一麵極力爭取好轉避免內戰，一麵準備應付投降應付內戰，而把重點放在應付投降應付內戰方麵，方不吃虧，方不上蔣的當。立即準備對付黑暗局麵，這是全黨的中心任務。有了這一著，就不會重蹈陳獨秀的覆轍了。”
根據這個指導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多次開會研究蔣介石可能對我軍采取的軍事行動。
經過反複比較權衡，中央最後決定對蔣介石集團采取“表麵緩和，實際抵抗，有軟有硬，針鋒相對”的方針。毛澤東解釋這一方針說：“緩和可以爭取群眾，抵抗可以保衛自己，軟可以給他以麵子，硬可以給他以恐懼”，“隻有軟硬兼施，雙管齊下，才能打破蔣介石的詭計，製止何應欽的投降，爭取中間派向我，單是一個軟，或單是一個硬，都達不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