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笠一生先後流轉於十多所大學，多因戰火。武漢大學任教兩年之後，又到了之江大學。一九三三年秋，返中山大學。抗戰爆發，隨校遷徙，一路顛簸，不離不棄。但生活艱苦，導致胃疾，醫囑擇地療養。於是，一九四一年秋，轉任廈門大學教授。次年秋，又為中山大學所請。中間避兵禍，曾短暫在龍泉浙江大學、溫州英士大學、瑞安中學任教。一九四五年，李笠重新到中山大學。一九四七年，兼任上海暨南大學教授。之後，任中央大學教授。江南大學創辦，錢穆邀請他兼任中文係主任。一九四九年後，江南大學改製，仍在中央大學。一九五二年，到南開大學。在津五年，再到複旦大學。在這樣一個動亂年代，一位知識分子的生活可謂不易。
女兒李繼芳回憶，她的父親對中山大學感情最深，原可長期任教中大，卻經常另擇院校，除了客觀原因外，“一是愛好山川古跡，奉行真知博聞來自‘行萬裏路，讀萬卷書’之信條，所以對未曾去過之地皆甚向往，尤其是一些曆史及風景名城；二是求購流落在外的舊書古籍，每到一地，總是足跡遍及各書攤、書肆。有價值的碑帖及古書文物是在開封中州大學任教時搜購所得。而應武漢大學之聘，主要原因是當時著名藏書家孫行可也在該校，後來果然通過他買到不少珍貴書籍。就是在戰爭烽火漫天的歲月裏，從廣東、廣西、越南、雲南，又輾轉貴州、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在流離顛沛中也沒有忘掉購書的愛好”。
李笠真十足書癡。陳鍾凡曾作《李雁晴君小傳》，羅列李笠治目錄、校勘、群經、諸子、乙部等諸多學術成就，卻未提他是一位藏書大家。瑞安城內流行一句：“東郭有玉海之樓，西門有橫經之室。”“橫經室”即是李笠藏書樓，藏書之豐媲美玉海樓，可見用力之深。李繼芳依然記得：“父親每次假期返裏，總是箱箱櫃櫃，車運船載，家人忙亂，鄰人駐足，其實內無長物，隻有書籍。每逢夏日，則是曬書、補書、序書，翻櫥倒櫃，大動幹戈，家人全部出動，親友也來支援，為時大概半個月左右”。
橫經室築於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五年加建，西式主樓三間二層，樓上四室用於藏書，總量計五六萬冊，另有一間藏書畫古玩。這些藏書逃過了抗戰時期敵機的轟炸，卻躲不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那一場場運動。溫州淪陷，李笠不惜財力將藏書轉移至鄉下，幸未獲損。但僅一九五六年一年，散佚七千餘冊。第二年，所餘藏書一部分送至玉海樓保管，一部分被當作了廢紙。
李笠一生教書、藏書、愛書、讀書，與書結緣，對讀書深有心得，所著《三訂國學用書撰要》備受推崇。其中談到讀書方法，摘一二共享：“讀書欲成名家，最忌讀節本、刪本書籍。明代士大夫，最好節刪古籍，所以其時學術亦萎靡不振；清代樸學所以大放異彩者，全從煩瑣中得來也。蓋盡無重輕，有用則沙礫盡為至寶。人之性情，各有所近，程才分工，斷難一律；雖有通碩，難預定也。且群經為前哲所重。即其無用者，其名物訓詁，亦可作讀古書之南針。讀《禮記》者，繼極畏其煩瑣，亦宜先行遍讀，然後視其興趣所近，目的所在者，而采擇之。采擇之法，須就原書標誌，非徒全篇，即散句亦宜留意。此讀書之法，不獨《禮記》然也。”“文學之書，不必盡讀。性情所近，甲乙互異；興會所在，父子不傳。或本無意讀詩文，偶睹篇目，遂愜意而朗誦。故亦不能預為刪節，以強人所不好。《古文關鍵》《六朝文絮》等書，雖極簡約，卻非深嗜詞章者所願讀也。故文學書不懼冊子繁多，隻懼書本之簡陋耳。如《古文觀止》《古文釋義》等製義式的文學書，雖卷帙厚薄得當，亦複何用？梁氏政治史類《文獻通考》，目下注雲：‘各人宜因其所嗜，擇類讀之。’讀文學書，獨不可擇類讀之乎？或擇人，或擇篇，亦視讀者所嗜耳。”聽智者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遺憾的是，我等再無此榮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