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我在二十五年前撰寫這部小小的《貝多芬傳》《貝多芬傳》首次發表在1903年1月的《半月刊》雜誌上。時並未打算寫什麼音樂專著。那是1902年。我正經曆著一段動蕩不安的時期，充滿除舊更新的騷動。我避開了巴黎。我去尋找庇護，到童年的夥伴身邊待了十天，這位在生存競爭中已經不止一次支持過我的夥伴就是貝多芬。在波恩，我去了他的故裏。在這裏我重又與他的亡靈和他的老朋友們相遇：就是說在我到科布倫茨拜訪的韋格勒的孫輩們的身上，重又看見了當年的韋格勒夫婦。在邁恩斯，我聽了由魏因加特納指揮的貝多芬交響曲音樂節。在濃霧籠罩的萊茵河畔，在多雨的四月天那些灰蒙蒙的日子裏，單獨和他在一起懺悔的我完全沉浸在他的苦難、他的勇氣、他的Leiden（痛苦）、他的Freude（歡樂）中，他那有力的手扶起跪倒在地的我，為我的新生兒，孩子，取名為約翰·克利斯朵夫，在他的祝福下，我精神振奮，恢複健康，唱著為康複而Dankgesang意為“感恩”。貝多芬《第十五弦樂四重奏》的別名。作者在曲首注有“一個病人對上帝的感恩聖歌”，故名。——譯者注的聖歌踏上返回巴黎的旅程，——這些篇章就是這首《感恩聖歌》。作品最初發表在《巴黎雜誌》上，貝璣夏爾·貝璣（1873—1914），法國詩人，哲學家。——譯者注後又重新發表。我沒想到它的聲音能超出一個狹小的朋友圈。但是“abent sua fata...”（各有各的命運）。
原諒我談這些細節。我不得不對一些人的苛求做出答複；他們如今到這首頌歌中尋求按照曆史學的嚴謹方法完成的一部學究式的著述。我是曆史學學者，但卻是乘興為之。我在幾本書中，在我的《亨德爾》亨德爾（1685—1759），德國作曲家，後來加入英國國籍，作品有《彌賽爾》。——譯者注中，在我有關歌劇的研究中，為音樂學盡過艱苦的義務。但是這本《貝多芬》完全不是作為學術專著而寫的。它是一首受傷害、受壓抑的生靈之歌。他重新燃起激情，他重新站起，他感謝他的救世主。我很清楚我美化了這位救世主。但是信仰與愛的所有行為就是如此。我的《貝多芬》就是這種行為。
世界占有了這部書。它讓這本小書獲得未曾料想的成功。當時，在法國，無數的人，整整一代受壓製的理想主義者，焦急不安地等待救世的箴言。他們在貝多芬的音樂中找到了，他們來乞求他。這個時代的尚存的人，誰忘得了這些四重奏音樂會，那就像唱《天主羔羊》以“天主羔羊”起首的彌撒禱告。——譯者注時的教堂；誰忘得了這些參加獻祭者的痛苦的麵孔，沐浴著他的啟示之光！今日的生者遠非昔日的這些生者。（但是今日的生者將更接近明日的生者嗎？）屬於世紀初這一代人的陣營已經被芟除：戰爭是一個深淵，陣營本身和其成員中的精英已經殞滅。我的小小的《貝多芬傳》保留著他們的形象。它沒有料到，出自一位孤獨者手筆的它竟與這些精英相似。他們早已在其中認出了自己。隻幾天時間，一位無名小輩寫的這本小冊子走出一家默默無聞的書店，在人們手中流傳。它不再屬於我。
我剛剛重讀了這些篇章；盡管有不足，我也沒做任何修改作者打算以更明確地帶有曆史學和技術性特點的另一部作品專門研究貝多芬的藝術和他的創作個性。，因為這些篇章應該保持最初的特色和偉大的一代人的崇高形象。在貝多芬百年祭之時，我紀念那一代，同時頌揚它的偉大同仁，頌揚那誠實與真摯的大師，頌揚那教我們生與死的大師。
羅曼·羅蘭
1927年3月
“我願證明任何行為善良和高尚的人都能為此承受苦難。”
貝多芬
1819年2月1日在維也納市政廳
我們周圍的空氣多沉悶。老邁的歐洲在沉重和汙濁的環境中變得遲鈍。一種無高尚可言的物質主義影響著思維；它束縛了政府和個人的行動。世界在它那審慎和卑鄙的利己主義中忍受著窒息的折磨。世界喘不過氣來。重新打開窗戶吧！讓自由的空氣重新進來吧！讓我們表現出英雄們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