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連最愛他的人也不能了解托爾斯泰的精神轉變的偉大的話，那麼我們就更不能期盼其他的人對他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大的尊敬了。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曾經和他有過齟齬後又重歸於好和解發生在1878年的春季。托爾斯泰給屠格涅夫寫了道歉信。屠格涅夫1878年秋季去了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托爾斯泰於1881年7月回訪了屠格涅夫。所有人對他的行為的轉變，溫柔和謙卑，感到吃驚，他“就像再生了”。，與其說是因為他改變了看待他時的感情，不如說是因為基督教的人性精神使然——諷刺地說：“我很為托爾斯泰打抱不平；但是話說回來，就像法國人所說，每個人用他自己的辦法來殺跳蚤。”給包爾康斯基的信。（轉引自米留科夫）
若幹年後，在即將辭世的時候，他給托爾斯泰寫了那封著名的信，在信中，他懇求他的“朋友，俄羅斯大地上的偉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學中去”。1883年6月28日，寫自Bougival的書信。
所有的歐洲藝術家聯合起來分擔垂死的屠格涅夫的擔憂和祈禱。歐仁-麥西奧爾·德·沃居埃在他1886年撰寫的《托爾斯泰研究》的最後，借作家的一幅身著農夫服裝，手持縫靴錐子的肖像，向他婉轉地規勸：
創作巨著的藝術家，您的工具不在這裏！……我們的工具，是羽毛筆；我們的田地，是人類的靈魂，田地需要被庇護和被滋養，靈魂也是。請允許我們向您提醒，來自莫斯科的第一個印刷工，當人們讓他像一個俄羅斯農民去犁地時，他的呼喊：“我不是幹播種小麥的活兒的，我是向世界撒播精神的種子。”
好像托爾斯泰曾經忽視他作為精神的麥種的撒播者的角色似的！……在《我的信仰之基礎》的結尾，他寫道：
我相信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是特別給予我的，以便於我用它們去指引人類。我相信我對真理的認識是為了這一目的而賦予我的天賦，這一天賦就像火一樣，隻有燃燒的時候火才成其為火。我相信我生命的唯一意義，就是生活在這一存在於我內心之中的光明裏，並且將它高舉在人們麵前以便於它能被看到。我們注意到，在沃居埃先生對托爾斯泰的責備中，為了表明他的看法，不知不覺地使用了托爾斯泰的表達方式，他說：“無論對還是錯，或許上天對我們的責罰就是這個必要的和美好的邪惡：思想……扔掉這十字架，就是褻瀆宗教的造反。”（《俄羅斯小說論》，1886年）。可是，托爾斯泰在1883年給他的姑姑A.-A.托爾斯泰伯爵夫人寫信時說：“每個人背負自己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就是這邪惡、傲氣、充滿誘惑的思想的工作。”
但是這一光明，這一“隻有燃燒的時候火才成其為火”的火，卻使大多數的藝術家擔憂。最聰明的藝術家不會不預想到他們的藝術會承受被火災第一個燒毀的危險。他們假裝相信整個的藝術都受到了威脅，而托爾斯泰，則像普洛斯帕羅莎士比亞作品《暴風雪》中的人物。——譯者注那樣，永遠地折斷了他那創造幻象的魔棒。
然而，沒有什麼比這更不切實際的了；而我想要說明的是，托爾斯泰非但沒有毀滅藝術，反而在藝術中激起了一向靜止的能量；他的宗教信仰，非但沒有湮滅他的藝術的天才，反而使它重生了。
十三
奇怪的是，當人們談論托爾斯泰關於科學、關於藝術的思想時，通常會忽略了傳達這一思想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我們該怎麼做？》。在這本書中，托爾斯泰第一次承擔了對科學和藝術的攻擊；在此後的攻擊中沒有任何一次在猛烈性方麵超過了這第一次。令我們吃驚的是，在我國最近的一些針對科學界和知識分子的虛榮心發出的攻擊中，沒有人想到要重新讀一下這本書。該書包含了針對“科學的太監”和“藝術的騙子”所寫的最激烈的檄文，針對的是知識階層，他們在摧毀了教堂、國家、軍隊這些舊的統治階級之後，接替了他們的位置，不願意也不能夠為人類做任何有益之事，卻聲稱人們愛戴他們，人們盲目地為他們服務，像一些教條似的宣揚一種為了科學而科學，為了藝術而藝術的無恥信仰——這是力圖遮掩他們的個人的辯解的騙人的麵具，他們可怕的自私和虛無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