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寬廣得多，表現得如同一部史詩的長篇小說是《哈澤-穆拉特》（1902年12月），講述了1851年高加索戰爭中的一段插曲。托爾斯泰說：“我是（交戰一方的）見證人。”托爾斯泰寫這部書時已經全麵掌握了他的藝術手段。視覺（眼睛的和心靈的）是完美的。但奇怪的是，人們對曆史並不真正感興趣：因為，人們感覺到，托爾斯泰對此完全不感興趣。在敘述過程中出現的每個人物，在他身上喚起了恰如其分的同情；為每個人，哪怕是隻從我們眼前一晃而過，他都勾勒出一幅完美的肖像。由於愛所有人，他沒有任何偏愛。似乎寫這部引人注目的小說，沒有內心的需要，完全是他身體的需要。就像別人鍛煉他們的肌肉，他必須鍛煉他的智力機製。他需要創作，他便創作了。
其他作品帶有一種個人色彩，經常達到極端不安的地步。自傳式的作品就是如此，例如《一個瘋子的日記》（1883年10月20日），它描繪了托爾斯泰1869年危機前參見前文論及《安娜·卡列尼娜》的段落。的那些最早的恐懼夜的回憶；又例如《魔鬼》（1889年11月19日），這最後一部且很長的短篇小說，有幾部分完全是一流的，可惜結尾是荒唐的：一個曾和領地的一個年輕姑娘有些瓜葛的地主結了婚，並小心地擺脫這位農家女（因為他正派，並愛他的年輕妻子）。但是農家女“在他的骨子裏”，他見到她不能不渴望占有她。農家女又來找他。他最終與她恢複了關係，並感到不能再與她分離：他自殺了。善良、軟弱、強壯、近視、有教養、誠實、勤勞、苦惱的男人的形象；理想化的年輕妻子的浪漫、多情的形象；熱情、不害臊的農家女的漂亮、健康的形象都是傑作。令人遺憾的是，托爾斯泰在小說的結尾放進了更多在真實的故事中沒有放進去的道義：因為他的確有過一次相同的豔遇。
五幕劇《光明在黑暗中發亮》表現出不少藝術上的缺陷。但是，當我們知道托爾斯泰的晚年隱藏的悲劇時，這部用他人的名字，把托爾斯泰和他的家人搬上舞台的戲劇是多麼感人啊！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薩蘭澤夫接受與《我們該怎麼做？》的作者相同的信仰，並且試圖實踐。但這不可能。他妻子的眼淚（真誠的還是假裝的？）阻止他離開家人。他留在家裏，在家裏過著窮人的生活，做木匠活。他的妻子和孩子們繼續過奢華的生活，舉辦宴會。盡管他不參加，人家還是指責他是偽君子。然而，通過他的精神影響，通過他人格的唯一的光輝，他在周圍聚集起一批皈依的人，和一些不幸的人。一位東正教神甫，被他的教理征服了，放棄了教堂。一位出身名門的年輕人拒絕服兵役，讓人把自己送進懲戒營。而可憐的托爾斯泰-薩蘭澤夫因懷疑而痛苦萬分。他錯了嗎？他是不是徒勞無益地把別人拖入苦難，拖入毀滅？最後，他看不到其他解決不安的辦法，隻有任憑自己被他無意帶入毀滅的那個年輕人的母親殺死。
我們還可以在一篇短紀事《沒有罪過》（1910年9月）中，見到托爾斯泰一生的最後時光，一個男人的同樣痛苦的懺悔，他十分痛苦地忍受他的境遇，且不能擺脫。和富有、遊手好閑的人形成對照的是不堪重負的窮人；且無論富人還是窮人，都感覺不到這種社會狀態的巨大荒謬。
兩部劇作具有一種現實的價值：《所有的品質源於她》（可能完成於1910年）是一出反對酗酒惡習的鄉村風味的短劇。這些人物很有個性，他們的典型特征，他們語言的可笑，被滑稽地捕捉住了。最後原諒了小偷的農民，在他無意識的道德的高尚以及淳樸的自尊上，是既莊重，又滑稽的。第二部《活屍》，是一出十二場的戲劇，有另一種意義。它描繪了被愚蠢的社會機器壓垮的軟弱、善良的人。主人公菲迪亞因為善良和他隱藏在放蕩生活下的深厚道德感而迷惘：因為他不堪忍受世間的卑鄙和他自己的卑鄙；可是，他沒有力量反抗。他有一個他愛著的妻子，她善良、安穩、通情達理，但是“沒有人們為了發泡而放到蘋果酒中的小葡萄”，“沒有生活中的閃光”，她招致忘卻。可他需要忘卻。他說：
我們階層裏的所有人，我們麵前有三條路，隻有三條。做官、賺錢和給我們生活的階層增加卑鄙，這讓我厭惡，或許我在這方麵沒有能力……第二條路是與卑鄙鬥爭之路，對此，必須是一個英雄，而我不是一個英雄。還剩下第三條路：忘記自己，喝酒，狂歡，唱歌；我選擇的正是這條路，你們也看到了，它把我引到何方……第五幕，第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