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去給小學生教書，一直想給民工孩子教書，這個念頭潛藏多年，終於變得急不可待。於是2007年腹腔鏡手術剛剛結束一個月，我就忍著隱隱的疼痛站到民工小學的講台上去了。要是等傷徹底養好了再去，沒準又要再等半年或者一年。
許多年沒有早睡早起了，偶爾看到日出，隻是在熬夜到天亮的時候，也是匆匆一眼，就睡死在床上了。當了老師，而且是班主任，每天要早七點前到校，這就意味著我最遲也要在五點半之前就起床。這對於常年懶散的我來說，不是輕易能克服的困難。但，人的潛能真是不可測的，對教學的熱情居然就真的讓自己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了，而且一起就是一年。當老師一年，體會最深的就是小學時候學過的成語“披星戴月”。秋冬時分，每天出門時天還沒亮，站在站台上等車，經常眼見著巨大的太陽從地平線上一點點掙紮著跳出來；等到了學校，就已然豔陽高照了。
來民工小學當老師，沒有精神上的困擾，卻有來自身體的困擾，這是我事先不曾料到的。當然，不曾料到的還有超出我嗓子承受力的課時。因為民工小學師資差，雇不起很多老師（而且六百元的月薪也很難雇到像樣的老師），所以每個老師都要一人兼很多班級的很多門課，幾乎每個老師都是早上七點到校之後就一直不間斷地大聲說話至下午四點。
我嗓門天生洪亮，所以父母曾經深表擔憂地說：“一屋子的男生都蓋不過你一人的聲音。”也曾經被稱為“暴怒女”，就是因為在拍案而起的時候聲色俱厲。但幾周下來，每天七八個小時的說話量，使得我每到下午就變得異常溫柔，每到周末就變得異常安靜；使得我在朋友麵前習慣了半輩子的朗聲大笑終於如願以償地變成了得體的微笑——除了在學校，能不說話就不說話了。終於有一天，嗓子徹底崩潰，咽口水都疼，再難發出半點聲音來。我嚇壞了，於是周六周日連著兩天一聲不吭地黃氏響聲丸、胖大海什麼的一頓亂吃，剛剛有點起色，周一上了兩節課就又廢了。之後連續半年，嗓子都在反複的撕裂愈合再撕裂中掙紮。奇怪的是，這些持續不斷的糟糕情形從沒能影響我高漲的情緒，從沒讓我沮喪上半天以上，隻要一站在校園，一麵對那些淘氣的孩子們，我的心裏立馬就充滿了單純的快樂。
我所在的民工小學在高碑店傳媒大學對麵不遠。每到中午，我就騎車去傳媒大學正門旁邊的一個叫格林小鎮的茶餐廳，要上一份蓋飯一杯紅茶，然後把自己堆在柔軟的大沙發裏發呆或者打盹；下午下班的時候也經常會去坐一會兒，舒緩一下疲憊的身體，再攢起精神擠公交回家。
格林小鎮的落地窗掛著深紫色的紗簾，坐在裏麵看得見外麵的光景，但外麵的人卻看不清裏麵。黃昏時捧著茶杯呆呆地望向窗外，過街橋邊人來人往，經常會有我的學生或者他們的家長夾雜其中。有的時候，孩子們會朝裏看，隔著紗簾與我對視，但我知道他們什麼也看不見。紗窗簾背後對他們來說一定是個充滿神秘的地方。而大多家長則一眼都不會望過來，大概是認定，紗簾裏麵的生活與他們沒有絲毫關聯。
我學生的家長們都是外來務工人員，做什麼的都有，好一點的是做家具生意和早點鋪，中等一點的在電腦城裝貨卸貨送配件，跟著裝修隊做家裝工人。更多的是開著三輪挨家送煤氣罐，到處收廢品，給單位做清潔，或者到工廠做縫紉女工。他們跟我們一樣走在這個城市中，但卻真的是另外一個階層。從前，我與他們擦肩而過，但絕不會多看一眼，不會想到自己會與他們的生活有什麼交集，而他們也不會想到與另外一種充滿享樂和詩意的生活發生關係。
我一直是個窮人。在與這些人打交道之前，一直自詡為底層人民。但有了對比之後，我才發現，我的生活方式原來是很小資的。之前，我從沒覺得自己的生活是分裂的。但是這之後，我覺得我同時身處在兩個完全沒有交集的世界。白天我和滿地打滾的孩子們守在一起，黃昏時會去他們十平方米的小破屋走走看看，看他們怎樣用蜂窩煤在門外生火做飯，看他們如何回家給弟弟喂飯，看他們的家長如何神情疲憊地回來正準備找孩子發火撒氣。而很多個晚上，我則會換一身裝扮，出現在我原有的生活圈子中，去保利劇院看看演出，去酒吧聽聽音樂，去舒服潔淨的館子裏搞搞吃喝。穿梭來往於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我需要不停地轉換我的社會身份。所幸的是，兩個世界都很讓人快樂，“上層”世界中，我得到的是精神享受，而在“下層”，我則如紮根在土地般感覺踏實，獲取的是生命釋放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