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鐵路經過國定路，沿途聚居人群的生活非常接近國定路550弄，故借景思懷。（攝影/許海峰）國定路，如今北起政立路，南到黃興路，一路經過上海兩所高校：財經大學和複旦大學。國定路的名字，源於1927年當時國府的“大上海計劃”，在遠離租界的地方，建立屬於上海人自己的榮光。“國定”兩字，無疑蘊含了最樸素的家園安定的意思。
今天，國定路550弄已經從地圖上永久地消失了。它的舊址大約在今天國定路580弄的位置，601弄的對麵。我第一次進入550弄，是1973年，那年我兩歲半。
在我的記憶裏，除了混沌，還長久地印刻著那一天的鏡頭碎片：我被人從火車的窗口遞出去，穿著中山裝胸前別一支鋼筆的爺爺笑吟吟地看著我，奶奶和叔叔在一旁。後來的事情我是聽我奶奶在日後長久的黃昏與黑夜來臨之前對我絮叨的：從火車站把我接回家裏的那天，左右鄰居都笑趴下了——從沒見過一個孩子這麼髒。從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十師182團十連，坐三到四個白天的汽車才能到烏魯木齊市，再坐三天三夜的火車，方抵上海。在支邊的十七年中，我的父母在漫長的省親往返中耗盡了時間與金錢。
於我，比混沌來臨之前更為混沌的1963年，一個火紅的年代。我爸媽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來到新疆。如同傳說中那般，他們中的一位是偷取了家中的戶口本報名然後成行的。在上海，我爺爺家住在國定路550弄，一個亂哄哄類似虹鎮老街的居民社區；我外公家住在距離差不多兩公裏之外的四平路平昌街的鐵路新村——上海鐵路係統職工住宅區，一色的黃色外牆，當年日本人留下的遺跡。從四平路國定路的平昌街一直到國定路政民路沿線，直到20世紀80年代，日本人留下的這種風格鮮明的兩層聯排民居還比比皆是。彼時，相隔不過一箭之遙的這兩名男女並不相識。
1973年，爸媽托一個回上海的同事把我捎回，隨身行李中還有我好幾頂綴了閃閃紅星的軍帽，上邊的紅五星，可是貨真價實的軍用品。一旦回到上海，該是一件多麼炫目的事。我長大後看到相關文字資料，文革中的上海，已經出現了因哄搶軍帽而入獄的案例。可惜這位捎我的張叔叔有點一根筋，每次火車行進中我要撒尿，他把我從車窗口平端出去，幾乎整個放到車廂外噓噓時，總是忘記拿掉我的軍帽。於是，我的一頂頂非常“正楷”的軍帽就這樣一次次飛走了。
奶奶換了好幾盆洗澡水，才算洗出一個還算周正的孫子。幹淨是幹淨了，大家很快發現：此孩頭大。頭大到什麼地步，我說不清，從小我也沒覺得項上沉甸甸的。
小時候，在裏弄裏，我被問得最多的問題是：王海，你的頭有幾公斤？
一般視我當時的心情，答案從三公斤到五公斤不等。
個別促狹的人，會用手指輕輕捅一下我肚臍眼上方接近肋骨的部分，我就會“唉唉唉”地驚呼幾聲，然後搖晃著大頭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在地上。
國定路550弄，那時還屬於寶山縣，從今天的複旦大學往北大約一公裏右轉，就在今天的國定路580弄的位置。裏弄裏有幾百戶人家，是城市居民與農民伯伯混居的典型社區。裏弄朝北與江灣機場隔一條政立路相望的地方，是寶山縣五角場大隊的地界。一直到80年代早期，如今國定路600弄的地方，還是大片的菜地。
當時在今天上海財經大學校門往南一點的位置，是一棵碩大的榆樹，樹幹上垂掛著一截一米多長的鐵軌。每天五角場生產大隊的農民伯伯們敲響這段發聲清脆的鐵軌，召喚下地勞作。1980年，我弟弟剛回上海那年，不知何故在國定路上埋頭撒腿狂奔，甫一抬頭，額頭正中鐵軌，頓時鮮血淋漓……印象最深的是，每年秋季，五角場大隊的農民伯伯都會編製出紅色的柳條筐，堆得足有幾層樓高。小孩子喜歡叫它“籃頭山”。籃頭山內外，充滿了新鮮植物的清香味道，那是如今的城市裏杳無痕跡的一種氣息。有很多次，我遠遠望著籃頭山的群山山脈，感覺它們像瞬間燃燒的火把，隻欠一丁點兒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