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愛爾蘭的工作時不時地會讓我思考一個問題：“我如何才能讓我的工作對朝氣蓬勃的普通人產生影響？他們的注意力不在藝術之上，而在商店，在國立學校的教學，在分發藥品上。”我不指望著能“鼓舞他們”或是“教育他們”，當然僅就這些詞語的字麵意思而言，而是想讓他們理解我的想法。我不指望能擁有大批觀眾，當然更不是所謂的全國觀眾，而是期望有一批人願意為了偶然的、短暫的事物駐足留步。在英國，人們可以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可以接受諸多係統的教育，不過人們要擺脫學生那種魯莽行事的方式，做事情不能僅有三分鍾熱度。真正的觀眾是能夠認真傾聽的。我總是十分確信：藝術中真正感動普通人的東西，就是生活中讓人感動的東西，例如個人生活的強度，在書本或戲劇中呈現的語調，一個人可能會在市場或藥房門口激動不已時表現出來力量。他們借助賴以生存的力量走出劇院，這種力量因某種激情會得到增強。無論選擇哪種生活方式，這種力量都能擊敗敵人，讓人存夠積蓄，或是打動一位女子的芳心。他們同科學推測無緊密關係，即使有也隻有那麼一點點關係；同形而上學也無多大緊密關係，即使有也隻有那麼一點點關係。如果心中的情感是模糊的，那麼他們走在路上，身體就會感到疲憊不堪。盡管擁有對花的愛慕之情是非常迷人的事，那也不能把車從溝裏拉出來。一位令人激動的人，無論是戲劇中的英雄還是詩歌的創作者，都會盡最大努力展現最多的個人能量。這種能量必定看起來像是來自身體，又像是來自心靈。當我們想象一個人物之時，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我所賦予他的生活所必要的所有能力是否有其根源？ ”隻有當人們確定這一點時，人們或許才能給他一種能力，讓想象充滿快樂的能力。我甚至懷疑，有沒有哪一部戲劇足夠受大眾歡迎，以致都不需要充分利用其主角的身體能量。如果“罪犯”維庸[1]以及愛爾蘭人接受同樣的語言和象征符號傳統，那麼他或許就可以用戲劇和頌歌來取悅這些愛爾蘭人，但是雪萊就做不到。隨著人們進入城市生活，閱讀印刷書籍，開展許多專業化活動，那麼要創造像雪萊這樣的人物就變得越來越容易，而要創造像維庸這樣的人物就變得越來越困難。最後一個維庸式的詩人是羅伯特 ·彭斯。擁有最高能力的人漸漸消失，帶著美感進入某種縹緲的天堂，留下那些低能力的人緩慢吃力地前進。在文學中，由於缺乏能把我們同正常人聯係
[1]維庸（1431-約1463）：法國詩人。貧民出身，品行乖張，多次入獄，兩次被判死刑，因權勢者憐才獲赦。主要詩作有《小遺言集》《大遺言集》《絞刑架上之歌》等。被公認為是法國現代詩歌的開創者。
起來的話語，我們失去了個性，失去了作為完整個人的樂趣——血液、想象、智慧融為一體——但是，我們在本質、心境、純潔想象以及很快就能讓我們陶醉的優雅音樂中找到了新樂趣。擺在文學麵前的是兩條路——扶搖直上，變得越來越微妙，例如維爾哈倫、馬拉美、梅特林克，直到最後在有教養且勤奮的人中達成一種新共識，這種新共識會造就一種新激情，看起來像文學的事物成了宗教；或者一路向下，帶著我們的靈魂，直到一切事物再次變得簡化和統一。那是最佳選擇——像鳥兒一樣，飛到普通人看不到我們的地方，或是飛到貨車旁。但是我們必須確保靈魂陪伴著我們，因為鳥兒的歌聲悅耳，現代想象的傳統也變得越來越悅耳，越來越抒情，越來越憂鬱，出現了雪萊、斯溫伯恩、瓦格納。這種現代想象的傳統或許就是某些人的狂熱，這些人會看到神父德 ·維拉爾斯出版的神秘讚美詩中提到的生活的王冠和耀眼的鑽石。要是貨車打破了我們的幻想，我們必須將靈魂緊緊束縛在我們的身體中，因為靈魂變得越來越喜歡數代人不斷累積起來的美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些人會厭煩對純粹力量、純粹個性的渴望，厭煩對激動人心時刻的渴望。如果它開始慢慢離去，我們必須將它追回，因為雪萊的晨星小教堂比彭斯的啤酒屋更好——當然，它是啤酒，而不是大麥——除了在疲憊不堪的夜晚。它總是比那些不舒服的地方要好，在那些地方，沒有啤酒，即現實主義者的機械商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