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生命力的持久。時間，顯然於莊子有利，因為哲學也好，文學也好，隻要能反映本質、詮釋人性，生命力都是最長久的。莊子的思想、精神，植根於人的根本屬性，不依托於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也不受地域、種族的框限，因而不會因時因地而改變。作為體現人類最高智慧的結晶，可以幫助世人從東方古老的智慧中尋求現代的靈感。
一切曆史的本質，就在於它的當代性。20世紀以來，莊子的生命智慧及其獨具特色的思維方式與認知視角，逐漸引起世人的重視，其當代性、普世性價值正在日益充分地顯現出來。比如，在後現代的曆史語境下，人類主體的最大喪失是自我的喪失、本性的喪失；而莊子思想所給予我們的珍貴啟示，恰是通過弘揚自由精神、實現精神的超越，尋找與確立本真的自我。再如，大批有識之士期待著通過創造性地解讀《莊子》，特別是圍繞“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關係問題，尋求解決現代所麵臨的一係列世界性課題的途徑。錢穆先生指出，天人合一觀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西方人喜歡把“天”和“人”割離開分別來講，把“天命”與“人生”別分為二，分作兩個層次、兩個場麵，分別各有所歸，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當代學者彭定安先生指出，伴隨著科技進步而出現的高度發達的生產力、高速發展的經濟、高福利生活以及由此“三高”所引起的世界範圍內的時代危機、社會弊端、人類困境，引起了人們的“三大反思”：針對人類生存環境的大破壞、傳統的過度流失、人類本性的摧殘所引發的對於現代化的深切反思；針對科技在迅猛發展中帶來的負麵效應所引發的對於科技戰略、科技思想的深切反思；針對人類生存中物質與精神的失衡，權力、金錢、享樂、感官刺激的膨脹所引發的對於最佳生活方式的深切反思；在此基礎上，同時提出了向自然、向傳統、向相對樸素生活的“三個適度回歸”的設想。
應該說，深切反思也好，適度回歸也好，它們的諸多內涵，我們都能從道家哲學特別是《莊子》一書中找到新的思想契機與理論資源。早在兩千多年前，莊子就以其天才的預見，敏銳地覺察到人在物質層麵日益進化，而在精神層麵卻日漸退化的趨勢；指出作為人的異己力量，物質技術正在成為人性異化的本源；他在由衷地賞鑒出神入化的各種手工技藝的同時，提醒人們警惕智能競爭、濫用技術而導致的“人為物役”的後果；他從自然、社會、人生諸多方麵，預見到技術與道相違、使人異化的弊端，發出了“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①的嚴正警告，呼喚回歸本真，回歸先民的未被功利、權勢、知識、智謀汙染過的“赤子”情懷。
崇尚自然，回歸自然，順應自然，這是莊子哲學的一個核心理念。這個“自然”應該是廣義的，既指本真的自然界，也涵蓋自然境界，並具有本性、本然、本根的內蘊。我們日常所接觸的，大量屬於人化的自然。為了使環境更適合於生存、發展，不斷滿足自身的需要，人類自始就極盡其重塑自然、改造自然之能事。而人類的行為絕不是無影燈，光亮的背後總伴有一片黑暗。這樣，在獲致社會巨大進步的同時，由於過度的開發、攫取，也帶來了無窮的禍患。英國現代派詩人、諾貝爾獎獲得者艾略特在20世紀30年代就心情沉重地指出：“由於毫無節製地實行工業化，正在導致人性的扭曲和自然資源的匱乏；而我們大多數的物質進步，則是一種使若幹代以後的人將要付出慘重代價的進步。”天道好還，施無不報。於今，人類已經踏上了追逐財富與貪圖舒適的不歸路，結果，在“人化”自然的過程中，也“物化”了自己，“醉中忘卻來時路”，“反認他鄉是故鄉”。
莊子曾明確提出：“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①他把順應自然所賦予的本來麵目，作為人生的根本依據。他看重人類的尊嚴，但反對以人為中心，認為人於自然萬物，無異於“毫末之在於馬體”；他看重自我，提倡個性張揚、精神解放，但反對以自我為中心，其最高生命境界是“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②。他呼籲：要擺脫狹小的視界，突破以人的標準為中心的框限；站在天地宇宙、自然萬物的高度，來看待事物的發展變化。就此，法國著名作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羅曼·羅蘭予以高度評價：“莊子是曆史上第一個自覺而深刻地揭示人與自然關係的美學家。”
麵對“以人害天”、“人為物化”，人們肆意幹預自然的嚴酷現實，莊子在《秋水》篇借助北海若之口，大聲疾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智巧）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返）其真。”指出天地之間皆有其自然之造化，不能失其所養。但是，這類空穀足音般的提醒與呼喚，千百年來，卻很少得到認同與響應。其原因，在於缺乏痛切的感知，正如《鏡花緣》中所說的：“福近易知，禍遠難見。”科技成果的應用，益處當下可見，而其危害和所付出的代價—生態環境的惡化，這種結構性的變遷，具有累積性、疊加性，要經曆一個分散的、漸進的漫長過程，宛如“溫水煮青蛙”一般，世人不易體察，以致疏於警覺、疏於
戒備。
1962年，美國女生物學家雷切爾·卡森，石破天驚一般拋出一部《寂靜的春天》，指出潛伏在我們環境中的重重災難，完全是由“現代的生活方式發展起來之後，由我們自己導入人類世界的”；強烈呼籲要把地球與人類從貪欲、從技術的陷阱中拯救出來。它像茫茫暗夜中的一束強光、一聲呐喊，使廣大公眾悚然驚寤。盡管當時遭到了圍攻與恫嚇，終究還是在人們的頭腦中注入了新的意識：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係，並且對於科技的負麵效應提高了警覺。於今又過去了半個世紀，人們對於科技的“雙刃劍”特性，對於過度開發所造成的自然生態的深度破壞，特別是損害人類健康、戕殘人性的災難性後果，總算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
德國物理學家兼思想家、諾貝爾獎得主海森伯，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曾在多次演講中，援引莊子關於“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會幹擾、破壞靈魂的純樸與寧靜的論述。他在《當代物理學的自然圖像》中說：“很清楚，這則古老故事包含了許多智慧，因為‘靈魂追尋’中的這種‘不確定性’，也許恰到好處地描述了我們現代危機中的人的狀況。”
現在，就世界範圍來說，地球母親已經到了瘡痍滿目、遍體鱗傷的地步；而相對落後的地區，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支配下，更是加倍地承受著發達國家以高能耗、高代價、高汙染為特征的“物化文明”所帶來的生態劫難。言念及此，我們重溫一番莊子的“順物自然”、“人與天一”、“天與人不相勝”、“無以人滅天”等一係列生態哲學主張，以及由此衍生的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該是何等親切，又是何等警策、何等震撼啊！
莊子思想的普世價值，在域外的文學藝術界，同樣產生強烈的反響。
美國作家梭羅在生活的坎坷、意誌的頑強以及個性的堅守方麵，與莊子有其相似之處。他讚同《莊子》中的很多見解，尤其崇尚莊子曠放自得的精神生活，向往、追尋莊子所倡導的清新、空靈、詩意、簡約的生活方式：期望從蛙鼓聲聲、鳥鳴嚶嚶中得到歡愉，在晨曦暮靄、朗月清風裏收獲寧靜，決意通過自己的切身體驗，告誡世人不要為紛繁複雜的俗務所迷惑，以致失去生活的方向和意義。他曾孤身一人跑到無人居住的瓦爾登湖邊，自建了一個小木屋，在周圍隙地種植玉米、豆類、蘿卜和馬鈴薯，自食其力，過著原始、簡樸的生活，總共住了兩年兩個月零兩天。他認為，這是一種理想的生活模式。於今，近兩個世紀過去了，這個小木屋以及瓦爾登湖，已經成為融入大自然、疏離社會群體和挑戰物質文明、告別城市喧囂的一種象征。
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對於莊子—用他的話說，“這個生活在黃河邊上，長著一雙杏眼的智者”—由衷地崇拜。“他有幸得到一本當時最好的《莊子》英譯本，讀完之後，竟然進入一種如癡如醉的狀態，並且著文向國人介紹他在《莊子》中的偉大發現：‘如果你們真正了解了莊子是個什麼樣的人，你們一定會吃驚得發抖的！在我看來，我們中的任何人，隻要稍微了解一點莊子那摧毀性批評的巨大力量，他的民族自傲心就會立即消失殆盡的。’”①王爾德還曾說過：“這部完成於兩千年前的中國書，對歐洲人來說，依然早了兩千年。”這說明，作為一種永恒的存在，這位偉大的思想家，不僅超越了地域的空間，也超越了曆史的時間。
德國著名戲劇家布萊希特，成功地借鑒中國戲劇藝術經驗，特別是從莊子那裏汲取了豐富的哲學思想。他像當年許多德國知識分子一樣，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和研究《莊子》，不僅從中獲得表現主義戲劇的理論支撐，而且激活了創造性思維，開闊了學術視野，從哲學層麵上推進了認知的深度與廣度，從而“由一個歐洲人變成了一個世界性的人”。對於《莊子》這部哲學傑作，他是五體投地地折服，曾說：“這樣的書，在我們這裏再也寫不出來了，因為缺乏這種智慧。人們隻能在自家的作坊裏炮製思想，結果這種思想總也擺脫不了迂腐氣息。”他在《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闌記》、《例外與常規》、《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等多部劇作中，引進了《莊子》的思想蘊涵，通過“古為今用”、“中為西用”的高明手段，使其戲劇作品既增添了藝術情趣，又散發著迷人的哲學魅力，成為西方文藝家中僅見的“曲翻古調填今事，義探新思改舊觀”的一個典範。
而作為癡迷的說夢者，阿根廷的著名作家博爾赫斯，對於莊子更是頂禮膜拜，推崇備至。早在青年時代，他就通過一個英譯本，潛心研索《莊子》，並在作品中屢屢引用。從有關資料中得知，他對《天下》篇中講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無限著迷；“莊周夢蝶”的寓言故事，更使他悠然神往，竟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向他的老師、阿根廷著名作家馬塞多尼奧講解，並把它寫進作品《漆手杖》裏：“我瞅著它，我想起了莊子。莊子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醒來後不知道究竟是人做夢變成蝴蝶，還是蝴蝶做夢變成人。”他還把《齊物論》中“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爾後知此其大夢也”這一論述，作為小說《圓形廢墟》的主題。在小說《另一個我》中，描述1969年2月的一個上午，在英國劍橋，他遇見了1914年在日內瓦的自己。為了證明二者是同一人，1969年的博氏談了他於1914年在日內瓦的往事，而1914年的博氏卻說，這達不到證明的效果，“如果我夢見了你，你當然會知道我的事情。”1969年的博氏隻好說：“若是今天上午和我們的會麵都是夢境，那麼，我們都得相信自己既是做夢人，同時也是夢中人。也許我們已經清醒，也許我們還在做夢。”他真是把莊子哲理美文的創造性和想象力發揮到了極致。
論者認為，博爾赫斯的文學創作，成為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與後現代文學的分水嶺。早在20世紀30年代，博爾赫斯就寫出了《敘事的藝術與魔幻》的論文；日後，更以其魔幻現實主義的創作實踐，使東西方文學界霑益無窮。可是，他卻謙虛地說：“魔幻文學祖師爺的頭銜輪不到我，兩千多年前夢蝶的莊周也許當之無愧。”
墨西哥的著名詩人、諾貝爾獎獲得者帕斯，對於莊子也是殷殷眷注、拳拳服膺。1964年，他與法國姑娘瑪麗·何塞結婚，在贈詩中，他將愛侶與自己共同鑲嵌進莊子的“蝴蝶夢”裏：
一隻蝴蝶在汽車叢中/飛來飛去
瑪麗·何塞對我說
那一定是莊子/正路過紐約
但那隻蝴蝶/不知道是夢見成為莊子的蝴蝶
還是夢見成為蝴蝶的莊子
蝴蝶不會疑惑/它自在飛舞
帕斯曾深情灼灼地說：“我最崇拜的散文家之一，是位中國人—莊子。我的確認為他對我們有用。我推薦所有人都讀讀莊子的書，它與蒙田的著作一樣重要。”在16世紀的文學家、思想家中，很少有人像法國的蒙田那樣受到現代人的普遍尊崇和接受，所以，帕斯把莊子同他相提並論。
實際上，域外研究莊子、崇敬莊子的文人、學者，絕不止於上述幾位，人們還可以隨便地舉出很多。比如，蘇聯時期那位著名的文藝批評家什克洛夫斯基就曾說過：“不久前，我被一篇中國小說中的語詞震懾住了。一個人夢見一隻蝴蝶，醒來之後他便陷入沉思，不知是他夢見了蝴蝶，還是蝴蝶夢見了他。”這裏說的無疑是莊子。在這位文藝批評家看來，那個古老的“蝶夢寓言”，就是一篇精短小說。諾貝爾獎獲得者、日本著名物理學家湯川秀樹也曾多次說過：“我特別喜歡莊子，他的作品充滿了比喻和佯謬，而且，其中最吸引人的，是這些比喻和佯謬揭示出在我麵前的那個充滿幻想的廣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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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的曆史長河中，那些發生在過去的時段，曾經被所謂“相斫書”或“斷爛朝報”所大書特書的人和事，無論其為王朝遞嬗，列國爭鋒，還是禍起蕭牆，沙場喋血，都在終古如斯的時序遷流中，隨著曆史帷幕的落下，統統地收場了，除了一抹斜陽落照，幾塊斷碣殘碑，任何影子也沒有留下，後世之人早已淡忘如遺；可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偉大智者，關於社會、自然、人生，人性、心靈、命運等課題的思考與闡釋，卻仍然像磁石一般，強有力地吸引著千秋萬代的來人。莊子乃其佼佼者。
西方一位哲人說過，偉大人物可以塑造一個時代；而一般的人隻能被時代所塑造。無疑，莊子是偉大的，但他卻既未能、也根本不想通過事功去影響社會、塑造時代；當然也談不上“被時代所塑造”。他，隻是自我—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自我。他從來都不是公眾人物，終其一生都與世俗觀念相忤，更不屑於為著那些身外之物而營謀、奔走；他的最高需求隻是身心自由。《養生主》篇講，一種生活在水澤邊上的野雞，雖然謀食比較艱難，但也不希求被畜養在籠中。那樣，盡管物質生活充盈，但卻失去自由，因此，很沒有意思。原文是：“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旺），不善也。”這可以看作是莊子的自白，或者自畫像。
應該說，他的一生，是過得足夠的輕鬆自在，足夠的自得自足，足夠的從容瀟灑的。
現代著名學者錢賓四先生說過，“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往往有並無事業表現，而其人實是十分重要的”，因為“無論如何，這些人都是文化傳統中的大人物，他們承前啟後，從文化傳統來講，各有他們不可磨滅的意義和價值”。莊子正是如此。在苦澀的“人間世”，做超越的“逍遙遊”；他在為後世創辟了一條回歸生命本體的路徑，開啟了一扇走出生命“圍城”的門戶之後，便像清風、白雲一般飄然而去，沒有留下一絲身影、一行腳印。
這樣一來，就使我們所籌謀的穿越藐遠、神秘的時空隧道，追尋他那幽渺虛靈的蹤跡，進而直窺靈府的堂奧，充滿了艱巨性和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