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分是“根器淺薄之流”，我向來不敢對現代“思想界的威權者”的思想存挑戰的妄念，甲寅記者先生的議論與主張，就我見得到看得懂的說，很多是我不敢苟同的，但我這一晌隻是忍著不說話。
同時我對於現代言論界裏有孤桐這樣一位人物的事實，我到如今為止，認為不僅有趣味，而且值得歡迎的。因為在事實上得著得力的朋友固然不是偶然；尋著相當的敵手也是極難得的機會。前幾年的所謂新思潮隻是在無抵抗性的空間裏流著；這不是“新人們”的幸運，這應分是他們的悲哀。因為打架大部分的樂趣，認真的說，就在與你相當的對敵切實較量身手的事實裏：你揪他的頭發，他回揪你的頭毛，你騰空再去扼他的咽喉，致他的死命，那才是引起你酣興的辦法；這暴烈的衝突是快樂，假如你的力量都花在無反應性的空氣裏，那有什麼意思？早年國內舊派的思想太沒有它的保護人了，太沒有戰鬥的準備，退讓得太荒謬了；林琴南隻比了一個手勢就叫敵營的叫囂嚇了回去。新派的拳頭始終不曾打著重實的對象；我個人一時間還猜想舊派竟許永遠不會有對壘的能耐。但是不，《甲寅周刊》出世了，它那勢力，至少就銷數論，似乎超過了現行任何同性質的期刊物。我對於孤桐一向就存十二分敬意的，雖則明知在思想上他與我——如其我配與他對稱這一次——完全是不同道的。我敬仰他因為他是個合格的敵人。在他身上，我常常想，我們至少認識了一個不苟且，負責任的作者。在他的文字裏，我們至少看著了舊派思想部分的表現。有組織的根據論辯的表現。有肉有筋有骨的拳頭，不再是林琴南一流棉花般的拳頭了；在他的思想裏，我們看了一個中國傳統精神的秉承者，牢牢的抱住幾條大綱，幾則經義，決心在“邪說橫行”的時代裏替往古爭回一個地盤；在他嚴刻的批評裏新派覺悟了許多一向不曾省察到的虛陷與弱點。不，我們沒有權利，沒有推托，來蔑視這樣一個認真的敵人，我常常這麼想，即使我們有時在他賣弄他的整套家數時，看出不少可笑的台步與累贅的空架。每回我想著了安諾爾德說牛津是“敗績的主義的老家”，我便想象到一輪同樣自傲的彩暈圍繞在《甲寅周刊》的頭頂；這一比量下來，我們這方倚仗人多的勢力倒反吃了一個幽默上的虧輸！不，假如我的祈禱有效力時，我第一就希冀《甲寅周刊》所代表的精神“億萬斯年”！
六
因為兩極端往往有碰頭的可能。在哲學上，最新的唯實主義與最老的唯心主義發現了彼此是緊鄰的密切；在文學上，最極端的浪漫派作家往往暗合古典派的模型；在一般思想上，最激進的也往往與最保守的有聯合防禦的時候。這不是偶然；這裏麵有深刻的消息。“時代有不同”，詩人勃蘭克說，“但天才永遠站在時代的上麵”。“運動有不同”，英國一個藝術批評家說，“但傳統精神是綿延的”。正因為所有思想最後的目的就在發見根本的評價標源，最浪漫（那就是最向個性裏來）的心靈的冒險往往隻是發見真理的一個新式的方式，雖則它那本質與最舊的方式所包容的不能有可稱量的分別。一個時代的特征，雖則有，畢竟是暫時的，浮麵的；這隻是大海裏波浪的動蕩，它那淵深的本體是不受影響的；隻要你有膽量與力量沒透這時代的掀湧的上層你就淹入了靜定的傳統的底質，要能探險得到這變的底裏的不變，那才是攫著了驪龍的頷下珠，那才是勇敢的思想者最後的榮耀。舊派人不離口的那個“道”字，依我淺見，應從這樣的講法，才說得通，說得懂。
七
孤桐這回還有頂謹慎的捧出他的“大道”的字樣來作他文章的後鎮——“大道之憂，孰甚於是？”但是這回我自認我對於孤桐，不僅他的大道，並且他思想的基本態度，根本的失望了！而且這失望在我是一種深刻的幻滅的苦痛。美麗的安琪兒的腿，這樣看來，原來是泥做的！請看下文。
我舉發孤桐先生思想上沒有基本信念。我再重複我上麵引語加圈的幾句：“……茲信念者亦期於有而已，固不必持絕對之念，本邏輯之律，以繩其為善為惡，或衷於理與否也。”所有唯心主義或理想主義的力量與靈感，就在肯定它那基本信念的絕對性；曆史上所有殉道殉教殉主義的往例，無非那幾個個人在確信他們那信仰的絕對性的真切與熱奮中，他們的考量便完全超軼了小己的利益觀念，欣欣的為他們各人心目中特定的“戀愛”上十字架，進火焰，登斷頭台，服毒劑，嚐刃鋒，假如他們——不論是耶穌，是聖保羅，是貞德，勃羅諾，羅闌夫人，或是甚到蘇格臘底斯——假如他們各個人當初曾經有刹那間會悟到孤桐的達觀：“固不必持絕對之念”，那在他們就等於徹底的懷疑，如何還能有勇氣來完成他們各人的使命？
但孤桐已經自認他隻是一個“實際政家”，他的職司，用他自己的辭令，是在“操剝複之機，妙調和之用”，這來我們其實“又何能深怪？”上當是我們自己。“我的腿是泥塑的。”安琪兒自己在那裏說，本來用不著我們去發見。一個“實際政家”往往就是一個“投機政家”，正因他所見的隻是當時與暫時的利害，在他的口裏與筆下，一切主義與原則都失卻了根本的與絕對的意義與價值，卻隻是為某種特定作用而姑妄言之的一套，背後本來沒有什麼思想的誠實，麵前也沒有什麼理想的光彩。“作者手裏的題目”，阿諾爾德說，“如其沒有貫徹他的，他一定做不好：誰要不能獨立的運思，他就不會被一個題目所貫徹。”（Matthew Arnold: Prefaceto Merope）如今在孤桐的文章裏，我們憑良心說，能否尋出些微“貫徹”的痕跡，能否發見些微思想的獨立？
八
一個自己沒有基本信仰的人，不論他是新是舊，不但沒權利充任思想的領袖，並且不能在思想界裏占任何的位置；正因為思想本身是獨立的，純粹性的，不含任何作用的，他那動機，我前麵說過，是在重新審定，劈去時代的浮動性，一切評價的標準，與孤桐所謂“第二者”（即實際政家）之用心：“操剝複之機，妙調和之用”，根本沒有關連。一個“實際政家”的言論隻能當作一個“實際政家”的言論看；他所浮泅的地域，隻在時代浮動性的上層！他的維新，如其他是維新，並不是根基於獨見的信念，為的隻是實際的便利；他的守舊，如其他是守舊，他也不是根基於傳統精神的貫徹，為的也隻是實際的便利。這樣一個人的態度實際上說不上“維”，也說不上“守”，他隻是“玩”！一個人的弊病往往是在誇張過分；一個“實際政家”也自有他的地位，自有他言論的領域，他就不該侵入純粹思想的範圍，他尤其不該指著他自己明知是不定靠得住的柱子說“這是靠得住的，你們盡管抱去”，或是——再引喻伊索的狗——明知水裏的肉骨頭是虛影——因為他自己沒有信念——卻還慫恿橋上的狗友去跳水，那時他的態度與存心，我想，我們決不能輕易容許了吧！
選自《落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