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1910從績溪到上海
九年的家鄉教育（1891）
●胡適之宗家，蔡元培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卷的序言中，曾說其與績谿城內胡氏為同宗，後被胡適指正，據其在《胡適口述自傳》中說，其祖先原在上海附近經營一家小茶葉店，太平天國之亂時，小刀會占據上海一年半之久，胡家也遭洗劫，後複振。
清同治四年，胡適之父進學為秀才，時年二十四歲，後屢試不第，乃於1868年春進“龍門書院”，讀書到1871年。後於1881年（光緒七年），四十歲時隻身到東北，為吳大澂賞識，為其幕僚，後被吳保舉為直隸州候補知州為各省候缺任用，1891年，往上海擔任“淞滬厘卡總巡”。胡適就是這期間出生的。
■我生在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那時候我家寄住在上海大東門外。我生後兩個月，我父親被台灣巡撫邵友濂奏調往台灣；江蘇巡撫奏請免調，沒有效果。我父親於十八年二月底到台灣，我母親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年。十九年（1893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們一家（我母，四叔介如，二哥嗣秬，三哥嗣【禾丕】）也從上海到台灣。我們在台南住了十個月。十九年六月，我父親做台東直隸州知州，兼統鎮海後軍各營。台東是新設的州，一切草創，故我父不帶家眷去。到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們才到台東。我們在台東住了整一年。
甲午（1894年）中日戰事開始，台灣也在備戰的區域，恰好介如四叔來台灣，我父親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鄉，隻留二哥嗣秬，跟著他在台東。我們於乙未年（1895年）正月離開台灣，二月初十日從上海起程回績溪故鄉。
那年四月，中日和議成，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紳民反對割台，要求巡撫唐景崧堅守。唐景崧請西洋各國出來幹涉，各國不允。台人公請唐為台灣民主國大總統，幫辦軍務劉永福為主軍大總統。我父親在台東辦後山的防務，電報已不通，餉源已斷絕。那時他已經得腳氣病，左腳已不能行動。他守到閏五月初三日，始離開後山。到安平時，劉永福苦苦留他幫忙，不肯放行。到六月廿五日，他雙腳都不能動了，劉永福始放他行。六月廿八日到廈門，手足俱不能動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廈門，成為東亞第一個民主國的一個犧牲者！
這時候我隻有三歲零八個月。我仿佛記得我父死信到家時，我母親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門口的椅子上。她聽見讀信人讀到我父親的死信，身子往後一倒，連椅子倒在房門檻上。東邊房門口坐的珍伯母也放聲大哭起來，一時滿屋都是哭聲，我隻覺得天地都翻覆了！我隻仿佛記得這一點淒慘的情狀，其餘都不記得了。
二
我父親死時，我母親隻有二十三歲。我父初娶馮氏，結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國之亂，同治二年（1863年）死在兵亂裏。次娶曹氏，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女兒，死於光緒四年（1878年）。我父親因家貧，又有誌遠遊，故久不續娶。到光緒十五年（1889年），他在江蘇候補，生活稍稍安定，他才續娶我的母親。我母親結婚後三天，我的大哥嗣稼也娶親了。那時我的大姊已出嫁生了兒子。大姊比我母親大七歲。大哥比她大兩歲。二姊是從小抱給人家的。三姊比我母親小三歲，二哥，三哥（孿生的）比她小四歲。這樣一個家庭裏忽然來了一個十七歲的後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難，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
結婚後不久，我父親把她接到了上海同住。她脫離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又很愛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認字讀書，這幾年的生活是很快樂的。我小時也很得我父親鍾愛，不滿三歲時，他就把教我母親的紅紙方字教我認。父親作教師，母親便在旁作助教。我認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溫她的熟字。他太忙時，她就是代理教師。我們離開台灣時，她認得了近千字，我也認了七百多字。這些方字都是我父親親手寫的楷字，我母親終身保存著，因為這些方塊紅箋上都是我們三個人的最神聖的團居生活的紀念。
我母親二十三歲就做了寡婦，從此以後，又過了二十三年。這二十三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隻因為還有我這一點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將來，這一點希望居然使她掙紮著活了二十三年。
我父親在臨死之前兩個多月，寫了幾張遺囑，我母親和四個兒子每人各有一張，每張隻有幾句話。給我母親的遺囑上說糜兒（我的名字叫嗣糜，糜字音門）天資頗聰明，應該令他讀書。給我的遺囑也教我努力讀書上進。這寥寥幾句話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響。我十一歲的時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親問他們道：“糜今年十一歲了。你老子叫他念書。你們看看他念書念得出嗎？”二哥不曾開口，三哥冷笑道：“哼，念書!”二哥始終沒有說什麼。我母親忍氣坐了一會，回到了房裏才敢掉眼淚。她不敢得罪他們，因為一家的財政權全在二哥的手裏，我若出門求學是要靠他供給學費的。所以她隻能掉眼淚，終不敢哭。
但父親的遺囑究竟是父親的遺囑，我是應該念書的。況且我小時很聰明，四鄉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是能夠念書的。所以隔了兩年，三哥往上海醫肺病，我就跟他出門求學了。
三
我在台灣時，大病了半年，故身體很弱。回家鄉時，我號稱五歲了，還不能跨一個七八寸高的門檻。但我母親望我念書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時候，我才滿三歲零幾個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玢）的學堂裏讀書了。我的身體太小，他們抱我坐在一隻高凳子上麵。我坐上了就爬不下來，還要別人抱下來。但我在學堂並不算最低級的學生，因為我進學堂之前已認得近一千字了。
因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學生，故我不須念《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一類的書。我念的第一部書是我父親自己編的一部四言韻文，叫做《學為人詩》，他親筆鈔寫了給我的。這部書說的是做人的道理。我把開頭幾行鈔在這裏：
▲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謹乎庸言，勉乎庸行；
以學為人，以期作聖。
……
■以下分說五倫。最後三節，因為可以代表我父親的思想，我也鈔在這裏：
▲五常之中，不幸有變，
名分攸關，不容稍紊。
義之所在，身可以殉。
求仁得仁，無所尤怨。
古之學者，察於人倫，
因親及親，九族克敦；
因愛推愛，萬物同仁。
能盡其性，斯為聖人。
經籍所載，師儒所述，
為人之道，非有他術：
窮理致知，返躬踐實，
黽勉於學，守道勿失。
■我念的第二部書也是我父親編的一部四言韻文，名叫《原學》，是一部略述哲理的書。這兩部書雖是韻文，先生仍講不了，我也懂不了。
我念的第三部書叫做《律詩六鈔》，我不記是誰選的了。三十多年來，我不曾重見這部書，故沒有機會考出此書的編者；依我的猜測，似是姚鼎的選本，但我不敢堅持此說。這一冊詩全是律詩，我讀了雖不懂得，卻背的很熟。至今回憶，卻完全不記得了。
我雖不曾讀《三字經》等書，卻因為聽慣了別的小孩子高聲誦讀，我也能背這些書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詩》，我差不多能從頭背到底。這本書後麵的七言句子，如：
▲人心曲曲灣灣水，世事重重疊疊山。
■我當時雖不懂得其中的意義，卻常常嘴上愛念著玩，大概也是因為喜歡那些重字雙聲的緣故。
我念的第四部書以下，除了《詩經》，就都是散文的了。我依誦讀的次序，把這些書名寫在下麵：
（4）《孝經》
（5）朱子的《小學》，江永集注本。
（6）《論語》以下四書皆用朱子注本。
（7）《孟子》
（8）《大學》與《中庸》（“四書”皆連注文讀。）
（9）《詩經》，朱子《集傳》本。（注文讀一部分。）
（10）《書經》，蔡沈注本。（以下三書不讀注文。）
（11）《易經》，朱子《本義》本。
（12）《禮記》，陳潞注本。
讀到了《論語》的下半部，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選了潁州府阜陽縣的訓導，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給族兄禹臣先生（名觀象）。四叔是個紳董，常常被本族或外村請出去議事或和案子；他又喜歡打紙牌（徽州紙牌，每副一百五十五張），常常被明達叔公，映基叔，祝封叔，茂張叔等人邀出去打牌。所以我們的功課很鬆，四叔往往在出門之前，給我們“上一進書”，叫我們自己念；他到天將黑時，回來一趟，把我們的習字紙加了圈，放了學，才又出門去。
四叔的學堂裏隻有兩個學生，一個是我，一個是四叔的兒子嗣秫，比我大幾歲。嗣秫承繼給瑜嬸。（星五伯公的二子，珍伯，瑜叔，皆無子，我家三哥承繼珍伯，秫哥承繼瑜嬸。）她很溺愛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走開，秫哥就溜到灶下或後堂去玩了。（他們和四叔住一屋，學堂在這屋的東邊小屋內。）我的母親管的嚴厲，我又不大覺得念書是苦事，故我一個人坐在學堂裏溫書念書，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收家塾後，學生就增多了。先是五個，後來添到十多個，四叔家的小屋不夠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名叫來新書屋——裏去。最初添的三個學生，有兩個是守瓚叔的兒子，嗣昭，嗣逵。嗣昭比我大兩三歲。天資不算笨，卻不愛讀書，最愛“逃學”，我們土話叫做“賴學”。他逃出去，往往躲在麥田或稻田裏，寧可睡在田裏挨餓，卻不願念書。先生往往差嗣秫去捉；有時候，嗣昭被捉回來了，總得挨一頓毒打；有時候，連嗣秫也不回來了，——樂得不回來了，因為這是“奉命差遣”，不算是逃學！
我常覺得奇怪，為什麼嗣昭要逃學？為什麼一個人情願挨餓，挨打，挨大家笑罵，而不情願念書？後來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
瓚叔自小在江西做生意，後來在九江開布店，才娶妻生子；一家人都說江西話，回家鄉時，嗣昭弟兄都不容易改口音；說話改了，而嗣昭念書常帶江西音，常常因此吃戒方或吃“作瘤栗”。（鉤起五指，打在頭上，常打起瘤子，故叫做“作瘤栗”。）這是先生不原諒，難怪他不願念書。
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家鄉的蒙館學金太輕，每個學生每年隻送兩塊銀元。先生對於這一類學生，自然不肯耐心教書，每天隻教他們念死書，背死書，從來不肯為他們“講書”。小學生初念有韻的書，也還不十分叫苦。後來念《幼學瓊林》“四書”一類的散文，他們自然毫不覺得有趣味，因為全不懂得書中說的是什麼。因為這個緣故，許多學生常常賴學；先有嗣昭，後來有個士祥，都是有名的“賴學胚”。他們都屬於這每年兩元錢的階級。因為逃學，先生生了氣，打的更利害。越打的利害，他們越要逃學。
我一個人不屬於這“兩元”的階級。我母親渴望我讀書，故學金特別優厚，第一年就送六塊錢，以後每年增加，最後一年加到十二元。這樣的學金，在家鄉要算“打破紀錄”的了。我母親大概是受了我父親的叮囑，她囑托四叔和禹臣先生為我“講書”：每讀一字，須講一字的意；每讀一句，須講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認得了近千個“方字”，每個字都經過父母的講解，故進學堂之後，不覺得很苦。念的幾本書雖然有許多是鄉裏先生講不明白的，但每天總遇著幾句可懂的話。我最喜歡朱子《小學》裏的記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較最有趣味。同學之中有念《幼學瓊林》的，我常常幫他們的忙，教他們不認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這些書看；他們念大字，我卻最愛看《幼學瓊林》的小注，因為注文中有許多神話和故事，比“四書”、“五經”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親增加學金的大恩惠。一個同學的母親來請禹臣先生代寫家信給她的丈夫；信寫成了，先生交她的兒子晚上帶回家去。一會兒，先生出門去了，這位同學把家信抽出來偷看。他忽然過來問我道：“穈，這信上第一句‘父親大人膝下’是什麼意思？”他比我隻小一歲，也念過“四書”，卻不懂“父親大人膝下”是什麼！這時候，我才明白我是一個受特別待遇的人，因為別人每年出兩塊錢，我去年卻送十塊錢。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父親母親為我講方字，兩位先生為我講書。念古文而不講解，等於念“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全無用處。
四
當我九歲時，有一天我在四叔家東邊小屋裏玩耍。這小屋前麵是我們的學堂，後邊有一問臥房，有客來便住在這裏。這一天沒有課，我偶然走進那臥房裏去，偶然看見桌子下一隻美孚煤油板箱裏的廢紙堆中露出一本破書。我偶然撿起了這本書，兩頭都被老鼠咬壞了，書麵也扯破了。但這一本破書忽然為我開辟了一個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兒童生活史上打開了一個新鮮的世界！
這本破書原來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記得很清楚，開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錫”一回。我在戲台上早已認得李逵是誰了，便站在那隻美孚破板箱邊，把這本《水滸傳》殘本一口氣看完了。不看尚可，看了之後，我的心裏很不好過：這一本的前麵是些什麼？後麵是些什麼？這兩個問題，我都不能回答，卻最急要一個回答。
我拿了這本書去尋我的五叔，因為他最會“說笑話”（“說笑話”就是“講故事”，小說書叫做“笑話書”），應該有這種笑話書。不料五叔競沒有這書，他叫我去尋守煥哥。守煥哥說，“我沒有《第五才子》，我替你去借一部；我家中有部《第一才子》，你先拿去看，好吧？”《第一才子》便是《三國演義》，他很鄭重的捧出來，我很高興的捧回去。
後來我居然得著《水滸傳》全部。《三國演義》也看完了。從此以後，我到處去借小說看。五叔，守煥哥，都幫了我不少的忙。三姊夫（周紹瑾）在上海鄉間周浦開店，他吸鴉片煙，最愛看小說書，帶了不少回家鄉；他每到我家來，總帶些《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劍十三俠》一類的書來送給我。這是我自己收藏小說的起點。我的大哥（嗣稼）最不長進，也是吃鴉片煙的，但鴉片煙燈是和小說書常作伴的，——五叔，守煥哥，三姊夫都是吸鴉片煙的，——所以他也有一些小說書。大嫂認得一些字，嫁妝裏帶來了好幾種彈詞小說，如《雙珠鳳》之類。這些書不久都成了我的藏書的一部分。
三哥在家鄉時多；他同二哥都進過梅溪書院，都做過南洋公學的師範生，舊學都有根底，故三哥看小說很有選擇。我在他書架上隻尋得三部小說：一部《紅樓夢》，一部《儒林外史》，一部《聊齋誌異》。二哥有一次回家，帶了一部新譯出的《經國美談》，講的是希臘的愛國誌士的故事，是日本人做的。這是我讀外國小說的第一步。
幫助我借小說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就是民國十二年和顧頡剛先生討論古史的胡堇人。他比我大幾歲，已“開筆”做文章了，十幾歲就考取了秀才。我同他不同學堂，但常常相見，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讀書比我多，家中也頗有藏書。他看過的小說，常借給我看。我借到的小說，也常借給他看。我們兩人各有一個小手折，把看過的小說都記在上麵，時時交換比較，看誰看的書多。這兩個折子後來都不見了，但我記得離開家鄉時，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了三十多部小說了。
這裏所謂“小說”，包括彈詞，傳奇，以及筆記小說在內。《雙珠鳳》在內，《琵琶記》也在內；《聊齋》《夜雨秋燈錄》《夜譚隨錄》《蘭苕館外史》《寄園寄所寄》《虞初新誌》等等也在內。從《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妝樓》一類最無意義的小說，到《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一類的第一流作品，這裏麵的程度已是天懸地隔了。我到離開家鄉時，還不能了解《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好處。但這一大類都是白話小說，我在不知不覺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話散文的訓練，在十幾年後於我很有用處。
看小說還有一樁絕大的好處，就是幫助我把文字弄通順了。那時候正是廢八股時文的時代，科舉製度本身也動搖了。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時代思潮的影響，所以不要我“開筆”做八股文，也不要我學做策論經義。他們隻要先生給我講書，教我讀書。但學堂裏念的書，越到後來，越不好懂了。《詩經》起初還好懂，讀到《大雅》，就難懂了；讀到《周頌》，更不可懂了。《書經》有幾篇，如《五子之歌》，我讀的很起勁；但《盤庚》三篇，我總讀不熟。我在學堂九年，隻有《盤庚》害我挨了一次打。後來隔了十多年，我才知道《尚書》有今文和古文兩大類，向來學者都說古文諸篇是假的，今文是真的；《盤庚》屬於今文一類，應該是真的。但我研究《盤庚》用的代名詞最雜亂不成條理，故我總疑心這三篇書是後人假造的。有時候，我自己想，我的懷疑《盤庚》，也許暗中含有報那一個“作瘤栗”的仇恨的意味罷？
《周頌》《尚書》《周易》等書都是不能幫助我作通順文字的。但小說書卻給了我絕大的幫助。從《三國演義》讀到《聊齋誌異》和《虞初新誌》，這一跳雖然跳的太遠，但因為書中的故事實在有趣味，所以我能細細讀下去。石印本的《聊齋誌異》有圈點，所以更容易讀。到我十二三歲時，已能對本家姊妹們講說《聊齋》故事了。那時候，四叔的女兒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廣菊，多菊，祝封叔的女兒杏仙，和本家侄女翠蘋，定嬌等，都在十五六歲之間；他們常常邀我去，請我講故事。我們平常請五叔講故事時，忙著替他點火，裝旱煙，替他捶背。現在輪到我受人巴結了。我不用人裝煙捶背，她們聽我說完故事，總去泡炒米，或做蛋炒飯來請我吃。她們繡花做鞋，我講《鳳仙》《蓮香》《張鴻漸》《江城》。這樣的講書，逼我把古文的故事翻譯成績溪土話，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所以我到十四歲來上海開始作古文時，就能做很像樣的文字了。
五
我小時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縐縐的。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的麵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裏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穀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胡須，就在村口田裏做戲。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隻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年——1904年）之中，隻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下章）的方麵，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但別的方麵都沒有發展的機會。有一次我們村裏“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隊裏學習吹笙或吹笛。族裏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於是我失掉了這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至於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裏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於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隻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裏；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裏去敲門。先生家裏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裏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麵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隻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就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隻穿著一件單背心。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裏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的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麼微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醫來醫去，總醫不好。我母親心裏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大哥從小就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就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就拿出去押。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灶神，壓歲錢等事，隻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後門出去。央一位鄰舍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做好做歹的，這一群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並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很能幹而氣理很窄小的人。她們常常鬧意見，隻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她們還不曾有公然相罵相打的事。她們鬧氣時，隻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後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後母後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兒比我隻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料總是和我的一樣。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後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麵打，一麵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我母親隻裝做不聽見。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後門到後鄰度嫂家去閑談。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著臉，咬著嘴，打罵小孩子出氣。我母親隻忍耐著，忍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這一天的天明時，她就不起床，輕輕的哭一場。她不罵一個人，隻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她先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後堂（大嫂住後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著勸一會，才退出去。沒有一句話提到什麼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裏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奇怪得很，這一哭之後，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裏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麼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裏，她氣的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麵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麼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隻有十二歲零兩三個月）就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裏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十九，十一，二十一夜。
（載1931年5月10日《新月》第三卷第三號）
從拜神到無神（1895）
一
▲紛紛歌舞賽蛇蟲，酒醴牲牢告潔豐。
果有神靈來護佑，天寒何故不臨工？
■這是我父親在鄭州辦河工時（光緒十四年，1888年）做的十首《鄭工合龍紀事詩》的一首。他自己有注道：
▲霜雪既降，凡俗所謂“大王”、“將軍”化身臨工者，皆絕跡不複見矣。
■“大王”、“將軍”都是祀典裏的河神；河工區域內的水蛇蝦蟆往往被認為大王或將軍的化身，往往享受最隆重的祀祭禮拜。河工是何等大事，而國家的治河官吏不能不向水蛇蝦蟆磕頭乞憐，真是一個民族的最大恥辱。我父親這首詩不但公然指斥這種迷信，並且用了一個很淺近的證據，證明這種迷信的荒誕可笑。這一點最可表現我父親的思想的傾向。
我父親不曾受過近世自然科學的洗禮，但他很受了程頤、朱熹一係的理學的影響。理學家因襲了古代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用“氣”和“理”兩個基本觀念來解釋宇宙，敢說“天即理也”，“鬼神者，二氣（陰陽）之良能也”。這種思想，雖有不徹底的地方，很可以破除不少的迷信。況且程朱一係極力提倡“格物窮理”，教人“即物而窮其理”，這就是近世科學的態度。我父親做的《原學》，開端便說：
▲天地氳氤，萬物化生。
■這是采納了理學家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他做的《學為人詩》的結論是：
▲為人之道，非有他術；
窮理致知，反躬踐實，
黽勉於學，守道勿失。
■這是接受了程朱一係格物窮理的治學態度。
這些話都是我四五歲時就念熟了的。先生怎樣講解，我記不得了；我當時大概完全不懂得這些話的意義。我父親死的太早，我離開他時，還隻是三歲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著他的思想的直接影響。他留給我的，大概有兩方麵：一方麵是遺傳，因為我是“我父親的兒子”。一方麵是他留下了一點程朱理學的遺風；我小時跟著四叔念朱子的《小學》，就是理學的遺風；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門上都貼著“僧道無緣”的條子，也就是理學家庭的一個招牌。
我記得我家新屋大門上的“僧道無緣”條子，從大紅色褪到粉紅，又漸漸變成了淡白色，後來竟完全剝落了。我家中的女眷都是深信神佛的。我父親死後，四叔又上任做學官去了，家中的女眷就自由拜神佛了。女眷的宗教領袖是星五伯娘，她到了晚年，吃了長齋，拜佛念經，四叔和三哥（是她過繼的孫子）都不能勸阻她，後來又添上了二哥的丈母，也是吃長齋念佛的，她常來我家中住。這兩位老太婆做了好朋友，常勸誘家中的幾房女眷信佛。家中人有病痛，往往請她們念經許願還願。
二哥的丈母頗認得字，帶來了《玉曆鈔傳》《妙莊王經》一類的善書，常給我們講說目連救母遊地府，妙莊王的公主（觀音）出家修行等等故事。我把她帶來的書都看了，又在戲台上看了《觀音娘娘出家》全本連台戲，所以腦子裏裝滿了地獄的慘酷景象。
後來三哥得了肺癆病，生了幾個孩子都不曾養大。星五伯娘常為三哥拜神佛，許願，甚至於招集和尚在家中放焰口超度冤魂。三哥自己不肯參加行禮，伯娘常叫我去代替三哥跪拜行禮。我自己幼年身體也很虛弱，多病痛，所以我母親也常請伯娘帶我去燒香拜佛。依家鄉的風俗，我母親也曾把我許在觀音菩薩座下做弟子，還給我取了個佛名，上一字是個“觀”字，下一字我忘了。我母親愛我心切，時時教我拜佛拜神總須誠心敬禮。每年她同我上外婆家去，十裏路上所過廟宇路亭，凡有神佛之處，她總教我拜揖。有一年我害肚痛，眼睛裏又起翳，她代我許願：病好之後親自到古塘山觀音菩薩座前燒香還願。後來我病好了，她親自跟伯娘帶了我去朝拜古塘山。山路很難走，她的腳是終年疼的，但她為了兒子，步行朝山，上山時走幾步便須坐下歇息，卻總不說一聲苦痛。我這時候自然也是很誠心的跟著她們禮拜。
我母親盼望我讀書成名，所以常常叮囑我每天要拜孔夫子：禹臣先生學堂壁上掛著一幅跦印石刻的吳道子畫的孔子像，我們每晚放學時總得對他拜一個揖。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見了外甥章硯香（比我大幾歲）供著一個孔夫子神龕，是用大紙匣子做的，用紅紙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貼著金紙剪的香爐燭台和供獻，神龕外邊貼著許多紅紙金紙的聖廟匾額對聯，寫著“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類的句子。我看了這神龕，心裏好生羨慕，回到家裏，也造了一座小聖廟。我在家中尋到了一隻燕窩匣子，做了聖廟大庭；又把匣子中間挖空一方塊，用一隻午時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聖廟的內堂，堂上也設了祭桌、神位、香爐、燭台等等。我在兩廂又添設了顏淵子路一班聖門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聯語類編》，鈔出了許多聖廟聯匾句子，都用金銀錫箔做成匾對，請近仁叔寫了貼上。這一座孔廟很費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親見我這樣敬禮孔夫子，她十分高興，給我一張小桌子專供這神龕，並且給我一個銅香爐；每逢初一和十五，她總教我焚香敬禮。
這座小聖廟，因為我母親的加意保存，到我二十七歲從外國回家時，還不曾毀壞。但我的宗教虔誠卻早已摧毀破壞了。我在十一二歲時便已變成了一個無神論者。
二
有一天，我正在溫習朱子的《小學》，念到了一段司馬溫公的家訓，其中有論地獄的話，說：
▲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亦無所施。……
我重讀了這幾句話，忽然高興的直跳起來。《目連救母》《玉曆鈔傳》等書裏的地獄慘狀，都呈現在我眼前，但我覺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陳設在祭壇上的十殿閻王的畫像，和十八層地獄的種種牛頭馬麵用鋼叉把罪叉上刀山，叉下油鍋，拋下奈何橋下去喂餓狗毒蛇，——這種種慘狀也都呈現在我眼前，但我現在覺得都不怕了。我再三念這句話：“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亦無所施。”我心裏很高興，真像地藏王菩薩把錫杖一指，打開地獄門了。
這件事我記不清在那一年了，大概在十一歲時。這時候，我已能夠自己看古文書了。禹臣先生教我看《綱鑒易知錄》，後來又教我改看《禦批通鑒輯覽》。“易知錄”有句讀，故我不覺吃力。“通鑒輯覽”須我自己用朱筆點讀，故讀的很遲緩。有一次二哥從上海回來，見我看《禦批通鑒輯覽》，他不讚成；他對禹臣先生說，不如看《資治通鑒》。於是我就點讀《資治通鑒》了。這是我研究中國史的第一步。我不久便很喜歡這一類的曆史書，並且感覺朝代帝王年號的難記，就想編一部《曆代帝王年號歌訣》！近仁叔很鼓勵我做此事，我真動手編這部七字句的曆史歌訣了。此稿已遺失了，我已不記得這件野心工作編到了哪一朝代。但這也可算是我的“整理國故”的破土工作。可是誰也想不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竟會大大的影響我的宗教信仰，竟會使我變成一個無神論者。
有一天，我讀到《資治通鑒》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記範縝（齊梁時代人，死時約在西曆五一〇年）反對佛教的故事，說：
▲縝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喧嘩，難之，終不能屈。
■我先已讀司馬光論地獄的話了，所以我讀了這一段議論，覺得非常明白，非常有理。司馬光的話教我不信地獄，範縝的話使我更進一步，就走上了無鬼神的路。範縝用了一個譬喻，說形和神的關係就像刀子和刀口的鋒利一樣；沒有刀子，便沒有刀子的“快”了；那麼，沒有形體，還能有神魂嗎？這個譬喻是很淺顯的，恰恰合一個初開知識的小孩子的程度，所以我越想越覺得範縝說的有道理。司馬光引了這三十五個字的《神滅論》，居然把我腦子裏的無數鬼神都趕跑了。從此以後，我不知不覺的成了一個無鬼無神的人。
我那時並不知道範縝的《神滅論》全文載在《梁書》（卷四八）裏，也不知道當時許多人駁他的文章保存在《弘明集》裏。我隻讀了這三十五個字，就換了一個人。大概司馬光也受了範縝的影響，所以有“形既朽滅，神亦飄散”的議論；大概他感謝範縝，故他編《通鑒》時，硬把《神滅論》摘了最精彩的一段，插入他的不朽的曆史裏。他決想不到，八百年後這三十五個字競感悟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竟影響了他一生的思想。
《通鑒》又記述範縝和竟陵王蕭子良討論“因果”的事，這一段在我的思想上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原文如下：
▲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眾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
範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複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
■這一段議論也隻是一個譬喻，但我當時讀了隻覺得他說的明白有理，就熟讀了記在心裏。我當時實在還不能了解範縝的議論的哲學意義。他主張一種“偶然論”，用來破壞佛教的果報輪回說。我小時聽慣了佛家果報輪回的教訓，最怕來世變豬變狗，忽然看見了範縝不信因果的譬喻，我心裏非常高興，膽子就大的多了。他和司馬光的神滅論教我不怕地獄；他的無因果論教我不怕輪回。我喜歡他們的話，因為他們教我不怕。我信服他們的話，因為他們教我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