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治、文化是相輔相成的，一定的經濟體製須要有一定的政治、文化體製與之相適應。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進程中，隨著經濟體製改革的不斷深化，政治、文化體製也需要作出相應的調整。過去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一邊倒”國策指導下學習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政治、文化體製成了改革的對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體製逐步形成並正走向成熟。黨的領導方式進一步完善，政府的職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文化教育管理體製有了很大的變革。
一、蘇聯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製
蘇聯模式政治體製具有高度集中的特點，這一體製是為了適應指令性計劃經濟體製的實行而建立並完善起來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學習蘇聯模式建立了計劃經濟體製，相應地也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我們黨和中央政府對國家的經濟生活都進行了直接的全麵管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運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經濟活動的做法被市場調節所取代，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不再是直接的行政管理，而是要為經濟活動創造一個有集中的法製化的政治管理體製。這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製與蘇聯模式具有一定的差別。
1．我國傳統社會主義政治體製對蘇聯模式的繼承我國傳統政治體製同樣經曆了從“以俄為師”到“以蘇為鑒”的發展過程，因而蘇聯模式政治體製對於我國傳統政治體製有著深遠的影響。就二者關係而言，我國傳統政治體製是對蘇聯模式的繼承和發展。
新中國政治體製是以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它既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也與蘇聯模式的影響密不可分。蘇聯模式政治體製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它的建立促進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並為其他國家建立社會主義製度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一方麵蘇聯政治體製是在完全不同於舊社會的基礎上向建立一種全新的社會製度邁出的曆史性一步，作為社會主義的框架，它體現了以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製度為核心的一係列體製。如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製度、社會主義法製、共產黨領導等。其形成既是無產階級的一個創造，也是社會形態的一個質的飛躍，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政治體製，它在很多方麵具有巨大優越性，反映著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另一方麵，蘇聯政治體製是一種高度集中的體製，它的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夠促進計劃經濟體製的實行，易於集中全國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主攻某些關鍵的重點建設項目，同時也有助於在國際國內複雜的社會環境中迅速作出決策，果斷有力地應對各種旨在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敵對行為。
我國對蘇聯模式政治體製的繼承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新中國成立後，對蘇聯模式的學習和借鑒，同樣具有這些積極作用，同時還具有與蘇聯結盟以抵抗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敵視的積極作用。對於新生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來說，這種積極作用無論如何是不能抹殺的，這是建立和維護國家獨立主權的開端，沒有這種獨立主權，任何民族解放事業和振興中華的事業都無從談起。當時，新中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以實現國家的統一，維護政局的穩定，又要做好準備以抵禦外國侵略者的顛覆活動。高度集中的中央領導權在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如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社會主義改造在較短時間內得以實現，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製的經濟基礎。領導權的集中，有利於調動有限的資源用於新中國急需的國防建設、重大的科研項目的研究以及重點經濟建設項目的順利建成等。這一全新的社會製度的建立使中國人民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從而充分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祖國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我國傳統政治體製對蘇聯模式政治體製的學習和借鑒，事實上也產生了嚴重的消極作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以及從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表現得最為突出。主要體現在：一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在斯大林時期，國家機關和政府部門的一切重大問題都由黨的領導機關決定，致使人民代表蘇維埃形同虛設，無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其應有作用。在此基礎上，黨的權力又高度集中於黨的少數領導人。這些對中國黨政關係產生了很大影響，使權力越來越趨向於集中到少數領導人手中。二是從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來看，權力也逐步集中到了中央。在蘇聯，中央集權過多，地方缺少必要的自主權。而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建立了大行政區，保留大區的相對獨立性，以便因地製宜地處理其所轄範圍的政治經濟等問題。1954年各大行政區隨各中央局、分局一並撤銷，減少了一個行政組織層次，加強了中央對省、市的直接領導。與經濟的全國集中統一的管理體製相適應，國家在行政管理方麵強調自上而下的統一，各項行政管理權越來越集中到中央。三是由黨組織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命製。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名義上由各級政府任命，實際上一律由黨組織委派和決定，政府的人事大權全部掌握在黨委手中。四是集權政體進一步強化和發展。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給我國民主政治生活和經濟建設帶來了極大危害，助長了個人專斷、家長製、個人崇拜的發展，最終導致了個人意誌決定全國命運的局麵。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使集權政治體製惡性膨脹，給黨和國家帶來了深重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