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不應該被理解為一種隻是個人的、遊離在群體之外的孤獨行為。良心雖然是由個人來表達和捍衛的，但良心不可避免地包含與他人聯係的方麵。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堅持說，一些環境條件比另一些更能使得人有良心，或者相反，使人更容易變得沒良心。
由於環境條件與良心的這種關係，我們有理由把創造一種有利於良心的環境設定為政治和社會改革最優先的目標。當一個國家製度或社會秩序使得良心行為變得困難甚至不可能的時候，我們有理由說，這是一種壞的製度和壞的秩序。當然，這不等於說，在不好的製度或秩序中不再有能夠在自己心裏辨別是非的個人，而是說，即使他們有這樣的能力，也不能把辨別是非的結果運用到實際事情上去，由於不能有良心行為，所以也就不能算是真正有良心。
在一個壞的製度或秩序中，許多人辨別是非的能力會被鈍化，被麻痹。他們的良心因為沒有可派的用處，而變得麻木、弱化，甚至終於退化殆盡。這樣的人會有利益心，有欲望甚至激情，但不會有良心。在曆史上有許多人，在極為孤獨的困境下仍堅持他們心目中的良心，然而，他們越是需要那麼苦苦堅持，越是說明他們心目中的良心已經陷入了一種休眠的、減弱了的、不再具有活力的狀態。一個人孤獨地躲藏在他自己的心靈小天地裏，對外麵的事情想管但不敢管，也不能管，這時候他就是處於這種良心休眠的狀態。處在這種狀態中的人們，他們充其量隻是在保持著良心一點微弱的火種，而那火種並不就是良心的火焰。一個人的良心火焰隻有在燃燒起來的時候，才會有所行為，也才會有公共意義。唯有如此，他也才能為自己的良心找到表達的方式。許多人都是因為長久被迫無法用行動表達良心，最後才變得灰心喪氣、妄自菲薄、破罐破摔，終於喪失了良心。
9惻隱心遭遇良心道德
我父親晚年時曾不止一次地提起兩件在“文革”中發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是別人因惻隱之心而給予他的恩惠，而他自己則一直沒有機會報答，成為他的遺憾。“文革”時期，我父親在他學校的牛鬼蛇神雜工隊勞改，用石灰刷牆，雙手皮肉開裂，天冷了，手上一條條的血口子一個冬天都不能愈合。有一天，他拉著板車經過一個菜市場，一位賣菜的老婦人看到他的手，把自己的一副舊手套送給他，讓他戴上。還有一次，他拉著板車上一座橋的時候，突然覺得車子輕了許多，回頭一看，是他學校的一位青年革命教師，在車後幫他推車過橋。
兩位幫助過我父親的人也許是出於不同的惻隱。賣菜老婦人可能是比較單純而直覺的惻隱，而那位革命教師則可能是一種伴有“該不該”考量的惻隱，因為前者不知道我父親的牛鬼蛇神身份，而後者是知道的。這位教師麵對的不是一個與自己一樣的革命群眾，而是一個“壞人”。懲罰牛鬼蛇神，以各種方式加害他們，這在當時是一件政治上和道德都正確的事情。幫助一個牛鬼蛇神的惻隱之心會引起一個人因政治不正確而“良心不安”。更不要說該不該聽從良心的惻隱召喚，還關係到一個人的切身利益。因此，許多人即使有惻隱之心，但由於考慮到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也還是不會有幫助他人的行為。
惻隱之心與良心道德
一個人做一件事情，考慮到“該不該”，是道德感或道德判斷在起作用。在一般情況下，道德原則是行動的動因，與惻隱或良心並不矛盾。在正常的社會裏，社會道德原則所規定該做的，就是個人良心認為該做的，因此，社會道德原則指導下的行為就已經是個人的良心行為了。
惻隱或同情心本身並不是道德判斷，而隻是一種感覺，它也可以成為行動的動因，例如，你看到一個人在挨餓，於是向他伸出援手，或者覺得一個人受到冤屈，因此站出來為他說話。但是，在特殊的處境中，一個人當作自己“良心”的社會道德感與他的惻隱心可能是矛盾，甚至完全相反的，“文革”時就是這樣，對一個牛鬼蛇神幫還是不幫這才成為一個問題。在矛盾衝突時刻，錯誤的可能是道德感，也可能是惻隱心，這種難以確定的選擇造成了一個人在行動上的“極端境遇”。
一個人並不因為缺少文化，就對道德感與惻隱心之間的衝突沒有感覺。馬克·吐溫的小說《哈克貝利·費恩曆險記》中的費恩就是一個例子。費恩在決定是否要幫助黑奴傑姆從女主人華珍小姐那裏逃走時就曾猶豫不決。他們乘坐木筏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快到目的地的時候，眼看傑姆就要自由，但費恩卻經受著良心責備的煎熬。他覺得自己背叛了恩人華珍小姐——“良心對我這麼說：‘可憐的華珍小姐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你居然可以明明看見她的黑奴在你的眼皮底下逃掉，卻從未說過任何一個字？那個可憐的老婦人有什麼地方對不住你，你竟然這樣卑鄙地對待她？啊，她用盡全部身心讓你讀書學知識，要你有規有矩。……凡是能見到的，她總是想盡辦法對你好，她可就是那樣對待你的啊。’”良心的責備甚至讓費恩覺得生不如死——“我隻覺得自己太可悲了，太難受了，還不如就此死了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