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擴展大多數人的自由與能力為導向的發展，它的目標與其說是提升“幸福”，還不如說是改善具體的“社會保障製度”。正如哲學教授尼古拉斯·懷特（NicholasWhite）所說，“畢竟，幸福的概念在一些方麵相當粗糙，也太籠統；而社會科學研究者們經常對精細的研究結果更感興趣。他們經常想知道是哪些特定的心靈狀態引導人們有哪些具體行動。例如，為某個特定的候選人投票、購買某種產品、接受某種社會態度，等等。為此目的，泛泛而論幸福並不是很有用處”。
森是一位印度裔的經濟學家，他的發展觀所表述的自由與幸福的關係，是一種世界範圍內的經濟發展倫理，它與美國人的價值觀吻合，所以在美國也就特別受到重視。但是，森的世界影響並不止於此。以發展“能力”和“自由”來形成政策框架的趨向，也反映在《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裏的人類發展指數（HDI）中。在對今天世界上人類生存處境進行評估和量化測定時，具有政策指導作用的不是籠統的“幸福”，而是從“福祉”中挑選出來的一些方麵或部分。這些挑選的部分，如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社會機會不公正、環境惡化、缺乏民主和自由，由於它們與特定的發展目標有著特別密切的關係，因此是有充分理由的，也是特別迫切的。
22幸福與大眾倫理
2011年9月，全國開學的主題是“守望幸福”，中小學生共上幸福課，紛紛在學校裏談幸福體會。2012年中秋、國慶雙節前期，中央電視台推出了《走基層百姓心聲》特別調查節目“幸福是什麼”。走基層的記者們分赴各地采訪包括城市白領、鄉村農民、科研專家、企業工人在內的幾千名各行各業的人員，向他們詢問“你幸福嗎”。“幸福”隨即也成為媒體的熱門詞彙。向普通人敞開“幸福大家談”和“幸福隨便談”。出現這種現象，原因之一便是，雖然哲學家、倫理學家經常討論幸福問題，但幸福一直就是一個似乎大家都有話可說的大眾倫理話題。
“幸福”為何成為大眾倫理
18、19世紀英國哲學家和社會改革家邊沁（JeremyBentham，1748—1832）提出了功利主義的幸福觀，使得對幸福和快樂的關注全麵地影響了好幾代普通民眾，並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一種大眾倫理。這首先是因為功利主義本身相當簡樸而易於理解，說的是大多數人都自以為已經懂得的道理。功利主義關心的主要問題是幸福，而幸福正是每個人都想要得到的。每個人都想要快樂和幸福，從這個簡單的事實出發，功利主義思想家推導出一整套關於“好”的，可以用“幸福”來表述的道德理念，如邊沁所說，“功利，或者說最大幸福原則，認為行為的正確性與其增進的幸福成正比，錯誤性則與其增進的幸福反麵成正比。幸福意味著快樂與沒有痛苦；不幸福則意味著痛苦與缺乏快樂”。
功利主義能成為一種大眾倫理，第二個原因是它給人以“科學性”的印象，讓人們覺得幸福具有可度量的確實性和精確性。邊沁提出，幸福和它的反麵痛苦在其主要方麵都是可以核定的：強度、持久度、確定性或不確定性（是否由某種行為或政策所產生）、近或遠、產生（是否有可能造成其他快樂或痛苦）、純粹性（快樂不會引起痛苦，痛苦不會引起快樂）、範圍（可能影響到多少他人），等等。
功利主義出現在一個人們向往科學，對科學幾乎抱有無條件信任的時代。在功利主義之前，倫理學往往把“善”歸因為上帝的誡命、人的理智推導、人性的實現或是服從某種絕對道德命令，等等，而這些給人帶來的卻常常又是關於什麼是誡命、理智、人性或道德命令等的疑惑。隻有功利主義似乎可以用一種人人都能懂的標準來測量每一種行為或政策，這個標準便是，一種行為或政策是否能讓人覺得快樂。
在邊沁那裏，功利主義的倫理思考是與18、19世紀英國的許多現實社會問題聯係在一起的，目的是為當時的社會改革實踐提供哲學和倫理支持。這是它能夠產生廣泛影響的又一個原因。尼古拉斯·懷特（NicholasWhite）在《幸福簡史》（ABriefHistoryofHappiness）中指出，幸福哲學，也就是量化享樂主義（quantitativehedonism）“不僅將倫理與科學結合起來，而且還將倫理與我們今天所泛稱的社會政策（socialpolicy）結合了起來”，“主張量化享樂主義，為的是用測定不同政策所能產生的快樂的不同量來解決一直存在爭議的倫理問題”。用科學方法來為快樂或幸福計量，並以此來為解決社會問題製定政策，這可以讓廣大國民對政策的正當性、透明度、民主價值和公益性質口服心服。
因此，功利主義思想家不是書齋裏的學者，而是懷抱社會改革之心的公共知識分子。如懷特所說，“他們都希望，也都相信，（功利主義的幸福學說）可以讓他們影響社會朝好的方向發展，那就是，增加幸福的量”。邊沁是一個社會改革者，他的許多著作都是針對當時的社會問題的，如《政府片論》（1776）、《為高利貸一辯》（1787）、《道德和立法原理導論》（1789）、《爭取憲法》（1803）、《議會改革問答》（1809）。邊沁不僅有這些著作，他還親身介入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辯論，一直是一個有影響的公眾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