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幾乎所有對過去往事的敘述一樣，威爾克太太的敘述包含著某種或隱或現的心理因素，由於牽扯到希特勒，她以前的沉默和現在的講述都包含著某種“連帶罪過”（guiltbyassociation）的意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人的道德共識把希特勒認定為一個罪惡之徒，而不是民族英雄，因此，為希特勒本人服務過的經曆便成為一種“罪過”和“羞恥”。威爾克太太說自己從未加入過納粹黨這個組織，但是，能被挑選擔任與“領袖”私人生活密切相關的工作，這本身就是一種“組織信任”，一種“榮譽”。如果希特勒和納粹不滅亡，威爾克太太那兩年半的工作便會是一項“光榮經曆”，她也可以因此沾光，用不著如此長久地保守這個秘密。
連帶罪過和連帶光榮（honorbyassociation）都是我們所熟悉的，是同一現象的一體兩麵，它們既是人們的一種心理習慣，也是一種思維邏輯，這二者在日常生活中都相當普遍，造成許多偏見和成見。連帶罪過會令人深受其害，而連帶光榮則能讓人因此得利，這成為普通人對此二者一避一趨的重要原因。
以前，從升學到就業、升職，都必須填寫個人履曆表格，其中有“階級成分”和“社會關係”的項目。一個人有“剝削階級”的家人或“海外關係”的親屬，都足以使他被打入另冊或烙以汙名。相反，一個人“出身好”“社會關係好”，則不僅是連帶光榮，而且還可享有各種機會的優先。因此，隻要能沾到一點“好關係”的人，便會四處誇耀、宣揚，以求被人刮目相看。誰要是給某要人、首長做過飯、剃過頭、當過警衛員，不僅自己沾上榮耀，就連家人也跟著覺得臉上有光。
連帶罪過和連帶光榮不僅能影響人們的榮辱觀，而且還能通過某種“聯想機製”左右人們的思維和說理方式，幹擾他們對是非對錯的理性辨別與判斷，例如，“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便是產生於這種思維和說理謬誤。先把某人認定為好人或壞人，或者是與好人還是與壞人有關係，然後斷定他做的事或說的話是對還是錯，這種錯誤在一個缺乏公共理性的社會裏是屢見不鮮的。威爾克太太今天敢於說出自己的秘密，雖然可能是因為人生已到暮年，但如果不信任德國社會公共理性不會太受製於連帶罪過，恐怕也還是難以做到的。
25作惡的意願與罪責
德國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Schlink）的小說《朗讀者》（1995）裏有一個令人同情的女納粹罪犯，名叫漢娜。她曾經是奧茲維辛的黨衛軍看管，在1944年的“死亡跋涉”中，300名猶太婦女在一教堂過夜，大門是鎖住的。在空襲中，教堂起火，但漢娜和另外五名看管為了防止囚犯逃跑，沒有打開教堂的大門，囚犯們除了一對母女幸免，全部燒死了。
20世紀60年代漢娜因這一罪行受審，她在回答法官問題時說，她沒有打開門鎖是出於警衛的責任，不讓囚犯逃跑（盡忠職守），而不是害怕放跑囚犯，事後會受的懲戒（迫於命令）。一個人盡忠職守，這可以解釋為是一個“良心決定”，也就是個人行為的意願或動機。於是，其他幾名受審者的律師把責任推到她的身上。法官要求漢娜寫字來看她的筆跡，以決定是否是她寫了囚犯死亡事件報告。結果她沒有寫字，而是直接認了罪，被判了終身監禁的重刑。
作惡的意願與動機
漢娜認下超過她實際應該擔負的罪責，是為了隱藏一個私人秘密——她是一個不會寫字的文盲。這個秘密左右了她的一生。戰時，她在工廠做工，被升遷到辦公室工作，為了不暴露自己是文盲，她報名去當黨衛軍的集中營看管。戰後，她有了一個電車售票員的工作，也是在從電車售票員被升遷到辦公室工作時，因同樣的原因不告而別。讓小說敘述者米高·伯格不解的是：“暴露自己是文盲，這樣的小事難道比承認自己是殺人主犯更嚴重嗎？”
漢娜由於是一個文盲而犯下了人生的大錯，這是否意味著，她犯的罪行因為“無知”而成為可原諒的罪行（即使不是首犯，她仍然對300名囚犯的死亡負有責任）？懲罰一個因為討生活而誤入迷途的小人物，一個本來沒有犯罪意圖的罪犯，這是公正的嗎？一個人做一件事，意願和行為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呢？做了壞事，罪過是屬於意願還是行為呢？這樣的問題困惑著伯格，他說：“我不是說考慮和決定不影響行為，而是說，行為並不隻是考慮或決定的結果，行為有它自己的理由。”
行為有它自己的理由，一旦開始，便不能受行為者意誌的左右。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一個人犯下這樣的行為罪過，他也就有了免受懲罰的理由嗎？有報道，2013年7月17日，湖南臨武縣城管在執法過程中與瓜農鄧正佳夫婦發生爭執，據稱七八名城管參與圍毆，當街砸死鄧正佳。城管行凶的事件這已經不是第一樁了。許多城管都是為了討生活才幹這一行的小人物，沒有文化，也沒有專長。他們執法是服從命令，他們在執法過程中使用過度暴力，甚至置人於死地。他們的暴行是否可以用“行為有它自己的理由”，用服從命令、盡忠職守來免除罪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