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曆史人物有著自己的一套分析方法，那就是既不拔高，也不壓低。隻從當時的曆史背景和氛圍，以及人物固有的性格情感來推理。
我反複設想過宋哲元在鐵獅子胡同會議上的情形。我以為，他放棄北京，讓張自忠留守——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這種“自私表現”，與他聞知趙登禹戰死時的“捶胸痛哭”，反差實在太大。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在一個人身上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變化。
如果這種分析過於主觀，還可以繼續考察一些相關細節。
首先，從二十九軍前期的對日談判來看，隻有宋秦二人才有最終決定權，秦德純是謀臣，主要談判都由他主持。如果真要留一個人談判，秦德純責無旁貸，不是他想推就能推得掉到的。
其次，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北京市長這些職務並不是說給誰就能給誰，宋哲元本人也不例外，都必須報告南京政府，由政府來任命，而在宋哲元離開北京之前，南京政府甚至蔣介石本人都對此不知情。何況，這時的宋哲元已經算是棄武從政，以上職務對於他來說就是所有，即算他要留個人下來應付，也不用把所有“官帽”都卸給對方，而自己一無所有。
再退一步說，宋哲元如果真要放棄北京，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必要再留下人“和日本人暫時周旋”，反正無非是日軍占領北京而已，有什麼可“周旋”的呢？當初日軍進攻南苑，“首戰於野”，而不是直接圍攻北京，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想在北京大動幹戈，要不戰而屈人之兵，你這樣一槍不放就退出，對方還求之不得呢。
我講的這些，顯然引起了大家的興趣，直至回到北京，一群人還在議論紛紛。其間，有讚同的，也有反駁的。
我喜歡這種爭論，隻要不是無節製無根據的攻擊與謾罵。
為了支持我的論點，我特地提到一篇史料，即前麵引證過的《七七事變紀實》。這篇史料記述，實際上在南苑之戰前，張自忠已經秘密離開天津，來到北京，而當天張自忠在鐵獅子胡同的不請自到，更是讓宋哲元驚愕不已。
“（張自忠）忽於二十八日下午三時許前往見宋（宋哲元），並對宋表示：’如果委員長暫時離開北平，大局仍有轉圜的希望。‘至此，宋已明白了張的意圖，於是立即決定離平，並派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北平市市長。”（引用處為原文）
《七七事變紀實》的權威和紀實性毋庸置疑，它由周恩來在擔任政協主席時親自審定，被列為新中國成立後政協文史資料第一輯的第一篇。回憶錄的五位作者何基灃、鄧哲熙、戈定遠、王式九、吳錫祺都曾在二十九軍內擔任重要職務，是曆史事件的主要當事人，對宋哲元為什麼突然離開北京的內幕是完全知曉的，同時他們的敘述也符合當時的曆史實情。
其中，戈定遠曾擔任過冀察政務委員會秘書長，他在另一篇回憶文章《二十九軍和冀察政權》中，更是很直接地指出，早在七七事變前的幾個月，張自忠已成為日軍心目中的華北中心人物，當時天津親日的空氣異常濃厚。
“七七事變後，二十九軍戰和不定，主要就是因為張自忠掣肘。後來在日軍發動全麵進攻的緊急情況下，張自忠竟勾結日軍逼宋哲元退出北平，由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原文）
日本人對張自忠其實隻限於利用，不久之後，見瓦解二十九軍的目的已經達到，他們也就踢開了張自忠，將平津和冀察直接控製起來，使之成為向中國內地侵略的後方。
張自忠幡然悔悟，此後將功補過，掛帥出征。他每次均以一顆求死之心赴戰，“瀕死者屢矣”，在抗戰將領中稱得上絕無僅有。
我知道，這樣說，會有很多人咬牙切齒地認為是在“黑張”，但我隻是以史料為依據，試圖揭開光鮮背後的真相，如此而已。
七七事變三年之後，張自忠戰死於南瓜店，他留下的遺言是：“我這樣死得好，死得光榮，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良心很平安……”
我用兩段話對盧溝橋之行做了總結。
一段話是：在正麵抗日戰場上，張自忠是我非常崇敬的一個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在這一點上，我覺得他仍不失為一個真漢子和真英雄。
另一段話是：在七七事變這個人生大舞台上，可以說彙聚了各種複雜的人性和情感，或喜或悲，有壯懷激烈，有浴血奮戰，有悲愴，有訣別。我以為，曆史的精彩正在此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