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元旦剛過，北京的八道灣周宅內，周作人尚不知道他在教育督辦的位置上已是時日無多。這一天，他在杭州清波門內的書店訂購的書照例寄到。其中一個手寫長卷得到了周作人的特別重視，第二天的上午，他仍在給這一長卷寫題記。如今，這冊由周作人題封麵，加蓋著“苦雨齋藏”印，名為《歸安錢竾仙先生手書玉壺清話》的周氏收藏，靜靜地躺在國家圖書館的古籍部裏。
冊末周作人的題記如下：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三日，從杭州書店得此冊，凡三十六開，價新法幣三十元，合此間才值十二元也。惜次第淩亂，因對照原書為之厘正。竾仙先生為念劬、玄同兩先生之先德，今日得見遺跡，不勝忻幸，因記。時一月四日上午，周作人。
周作人對於這一冊東西的重視，不是因為其本身的價值，隻是因為它是舊友錢玄同父親的手書。對錢竾仙作品的鄭重其事，對周作人來說，是對四年前去世的亡友錢玄同的一份紀念，在更大的範圍上，則也是周錢兩個家族長期交誼的一種體現。
錢玄同的父親錢竾仙，名振常，是同治十年（1871）的進士。
那一科中名人眾多，瞿鴻禨、勞乃宣、張佩綸的名字在晚清都是擲地有聲。而同年中還有一人就是周作人的祖父周福清。同年關係，在那個時代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在中上層士人的人際網絡中，同年的分量舉足輕重。不過，在中進士以後，錢振常做了京官，而周福清外放縣令，二人從此殊途異路，再後來，錢振常辭官南歸輾轉於從紹興到蘇州的各個書院，以教書為生，學生中以蔡元培最有名，周福清卻因科場案下了大獄，魯迅由小康而入困頓的少年記憶也因這一事件而拉開帷幕。不同的仕宦道路使得當年錢振常和周福清這兩位同年關係的親密程度相比他們的下一代來說，肯定是大為遜色。
周錢兩家的下一代當中，周樹人、周作人昆仲和錢玄同的交誼不僅更進一步，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交誼已經完全走進了此後曆史敘事中的舞台中央。從《東京民報》社的章門弟子到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同仁，周氏和錢氏的私人交誼直接映射出了波瀾起伏的時代思潮。《東京民報》社時，座上的老師章太炎正端坐在曆史的聚光燈下滔滔不絕，座下的錢玄同和周氏昆仲雖然其時尚是寂寂無聞的小字輩，但此時的秣馬厲兵終使他們在下一個曆史浪潮中名揚天下。新文化時代，紹興會館內槐樹下魯迅和錢玄同的談話，經由魯迅的《呐喊·自序》的描述渲染，如今早已經成為現代文學史和文化史最經典的場景。錢玄同的激情放言和怕狗的怦怦心跳，現在讀來仍是觸手可及。至於周作人和錢玄同雖不似當年魯迅和錢玄同那樣火花四射，卻是曆久彌深，在同輩人當中兩人可以說是互為密友，此種關係一直持續到1939年錢玄同去世。如果不算新中國成立後因大勢所趨而寫的大量關於魯迅的作品，周作人回憶錢玄同的文字算是最多的。
兩個家族的關係並不就此而止。上一代人的關係又自然向下延續到再下一輩人。周作人長子周豐一和錢玄同次子錢三強，是當年孔德學校時最要好的同窗，是學校籃球隊和乒乓球隊的最佳搭檔，校內課下，如影相隨，私交甚篤。隻舉一例就可以看出當初周豐一與錢三強關係之親近程度：錢玄同給兒子三強取的名字原為錢秉穹，“三強”的來由，最開始即為周豐一給他起的綽號，後來經錢玄同認可，錢秉穹遂改名為錢三強，足證二人關係確非一般。
一、近代的學術文化家族現象
像周錢兩家這樣跨越三代，而不斷發生聯係的現象，對於近代學術史和文化史背後無數相互交錯的家族網絡來說，其實尚隻是冰山一角。讀近代以來的知識分子的東西漸多以後，總會有這樣的感覺，隨便找個人物往往都可以發現上下左右，層層疊疊的家族背景。家族聯係通過婚姻、師承、同年、同學、同事等諸多關係擴展成了龐大的關係網和明顯的傳承脈絡，這樣的網絡和關係一直存在於知識分子特別是中上層知識分子當中。而這一現象的背後則是千餘年來，中國曆史上的學術文化家族的體製與精神在近代曆史上的不斷延展、蛻變和解體的過程。
自陳寅恪以降，家族視角成為分析中國傳統社會學術文化的一條重要路徑。特別是近十餘年來這一研究視角在文學和史學領域都有蔚然大觀之勢。其中以中古和明清兩個時段的研究最為集中。比如，經過陳寅恪、唐長孺、田餘慶、內藤湖南等幾代中外學者的篳路藍褸，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世族與文化問題的研究文獻已堪稱汗牛充棟。近年相關著作與研究論文仍不斷推陳出新，與此題目相關的文史專業博士學位論文每年都會有數篇。明清時期江南的家族與文化問題同樣是明清史學與文學研究的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