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從整體上看，毫無疑問在曾國藩的人際網絡中，錢振倫隻是自己任早年京官時的密友，錢振倫回籍丁憂後，曾國藩也隨即負起了“中興”的大任，軍旅行次都是治國安邦的大事，與這位在東南一隅教書的同年，也就基本沒有什麼交往了。而錢振倫卻還不得不時時引曾國藩同年以自重，不光把曾國藩早年在京時與其唱和、題圖的詩詞收入《示樸齋隨筆》，自己的得意之作《示樸齋駢體文》作好後，還特意向曾國藩求序，而百忙之中的曾國藩卻沒有了當年的閑情雅致，序文隻好請幕賓吳汝綸代寫了。
人際網絡首先表現為關係，曆史個體的自我認同與自我實踐都通過在網絡之中的交往而實現的。人際網絡既是個體擴展自身表達空間的工具，也是個體持續獲得外界反映而調整自身意識與行為的通道。人際網絡更是個體的社會資本的一個重要構成。
由於資料的原因，我們對錢振倫的人際網絡的認識可能更集中於曾國藩、翁同龢以及那些同年進士，而對於他們有更密切交往的地位、聲名不顯的人物反倒被忽視，這是在梳理錢振倫的人際網絡時需要充分意識到的。但這些名人聯係無疑是其人際網絡的重要構成部分，而且名人在人際網絡中的輻射能力會遠較普通人為強。通過對錢振倫人際網絡的梳理，可以看出，在血緣、地緣、學緣所構造的人際網絡中，家族是一個基本的核心結構，家族成員有了一兩個進士出身就可能將家族帶入一個更高層次的交往平台，在這一平台上形成的人際網絡通過認定師生、同門、同年以及婚姻等形式相對固定下來。可以看到，在這個過程中師生、婚姻等關係不僅是一種交往方式，也是保持提升門第地位和壟斷知識學術的手段。這種基於親緣、地緣、學緣等關係的人際網絡的凝結，除了一般性的利益以外，從詩文唱和、學術知識交流、知識團體認同到共同的文化資本增殖都是重要因素。這種人際網絡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和傳承性。一個文化家族內的不同成員之間可能在知識類型上經常是以否定的形式體現更替，而在人際網絡上很大程度上體現著兼容、過渡和傳承。錢恂的官場升遷有不少父親和伯父的人際關係在其中，而錢玄同的留學日本和進入北京學界也多少借重了父兄的人際網絡。
三、著述與思想
錢振倫與錢振常兄弟主要生活的時代在道光、鹹豐、同治三朝，這一時期正是清王朝內外交困，麵臨巨大挑戰的時期。但如果從整個士大夫群體著眼，對這些挑戰的回應並不充分，不僅魏源、林則徐這樣尚不成熟的近代思想如空穀足音，就是後來的所謂早期維新派，所能代表的也隻是在辦理“夷務”和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小部分中下層士大夫的轉向。唐鑒、倭仁的領袖群倫所體現的才是那一時期士大夫群體的知識與思想麵貌。錢氏兄弟的知識學術與思想價值正是在這樣的背景與環境中展開的。
1.錢氏兄弟的著述
錢氏兄弟的著述，由於輾轉遷徙和太平天國運動有些在錢恂的時候就已經看不到了。錢恂在家乘中所列的錢振倫的著述（包括箋注的）有六種：《樊南文集補編箋注》（十二卷）、《示樸齋駢體文》（六卷）、《示樸齋製義》（四卷）、《製藝卮言》（八卷）、《鮑參軍集注》（有的本作《鮑參軍詩注》）、《示樸齋駢體文勝》（有的本作《示樸齋駢體文續》）。除此之外，錢振倫的著述還有《唐文節鈔》（十冊）、《示樸齋駢體文續存》、《示樸齋隨筆》（一卷）、《玉溪生年譜訂誤》（大部分本附在《樊南文集補編箋注》後）、《安定書院小課二集》。
其中《樊南文集補編箋注》、《玉溪生詩箋注》是與其弟錢振常合作的。此外，錢振倫還是同治十三年（1874）《續纂揚州府誌》的主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