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紛繁複雜的史事或曆史人物而言，簡單明了且能滿足審美愉悅的結論，往往更多的是研究者的“後見之明”，在提綱挈領、化繁為簡的過程中，難免先入為主和以偏概全。對錢氏家族這樣處於晚清以後迅速變化的時代，且時空跨度極大的論題作出甲乙丙丁式的明確結論已可稱如履薄冰，如果甚至打算進一步推而廣之，以一個個案而企圖對近代文化家族現象作出類似論斷則更屬學術冒險。所以本書最後隻是對錢氏家族清理研究過程中的一些問題稍作歸納，立腳點基本仍在就事論事的範圍內，更多的是想在個案的基礎上對近代學術文化家族現象的反思提供一些切入點。
一、近代學術文化家族內部的傳承關係是確定的和明顯的。
文化家族之所以在近代成為一種現象，正在於其體現了某種內部傳承的特性。對吳興錢氏來說，也同樣如此。學術文化家族的內部傳承體現在家學上，也體現在倫理情感性情等諸多因素上，這些因素的背後起統約作用的是對家族的情感認同。
曾經數次采訪過錢玄同的王森然在敘述了錢振常的治學路徑後，是這樣述說錢玄同的家學的，“疑古先生之學，能從弘大處立腳，精微處著力，固因其別具天才，其能合零為整，披沙揀金，歸納而係統之者，實由振常先生之已奠其基礎也。”這樣的敘述不知是否會符合當年錢玄同的本意，雖然王森然采訪錢玄同，打算給他寫傳記已在1935年，但背負了激進反傳統的盛名的錢玄同是否會和一個晚輩大談父輩功業及其對自己的影響還是要打個問號的。不過，王森然這樣的和新文化輩形象迥然相反的敘述，卻也絕非是空言，至少錢玄同晚年的價值回歸，在表麵上看就和早年家學不無重合之處。
1938年的元旦，困居舊京，久病纏身的錢玄同給在遠在巴黎的兒子錢三強寫的長信中說道：“你有誌求學，作顯親揚名，光宗耀祖之想，自是吾家之孝子順孫。數年以後，領得學位文憑，博得一官半職，繼承祖業，光大門楣，便足以上對祖先，下亦慰我老懷，娛我晚景矣。”“我雖閉門養病，但自幼讀孔孟之書，自三十歲以後，對於經義，略有所窺知，故二十年來教誨後進，專以保存國粹昌明聖教為期，此以前常常向你們弟兄述說者。今雖衰老，不能多所用心，但每日必溫習經書一二十頁，有時臥病在床，則閉目默誦，此於修養身心最為有益，願終身行之也。”這段今天讀來足令人怦怦心跳的私下言論，和他當年的公開表態何止是大相徑庭，實在是截然相反。錢玄同最後幾年的思想回轉，在圈子內外似乎也不是秘聞，以至於身在大後方，對錢玄同疑古常持異見的錢穆也說，“聞錢玄同臨亡，在病床亦有治學迷途之歎雲”。結合錢玄同晚年的自號“鮑山病叟”，更可以想象他的思想變遷及其與家學傳統不自覺的回歸。
思想的變遷是心態變化的反映，錢玄同晚年的心態和他的疾病有關，和淪陷的北平城中的感受有關，還和他“自幼讀孔孟之書”的家學、庭訓有關。也許錢玄同的激烈言論可能使我們容易忽視家族傳統中以不同形式被繼承的諸多方麵，但其影響卻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就以他和父親錢振常的學術旨趣上來說，幼年的庭訓耳濡目染的影響和意義是不容低估的。錢振常當年算得上是個駢文大家，而駢文的重要特點就是注重文字功夫和典故的積累，錢玄同幼時即被父親課以《爾雅》、《說文解字》，其一生以文字音韻學見長，所作文章中常喜歡化用典故，用古典更用今典，這都可以看做是家族學術的影響與轉化的結果。而他的哥哥錢恂的所謂“好治小學暨韻學”，也和乃父的影響不無關係。錢氏家族的另一個承繼了舊學的子孫，錢仲聯的詩學研究中就有很多當年誦讀祖父著作的影子，他的一部影響巨大的著作《鮑參軍集注》，正是在祖父錢振倫當年所注的基礎上補校的。
我們看到，家族這種血緣上基礎上的影響頑強地從各個方麵表現出來，甚至是性情、行為方式上也能讓人產生諸多聯想。錢玄同的廢漢字、人過四十皆可槍斃的口號當然是偏激的聳人之論。而錢恂說得上是在官場沉浮過的圓熟的吏才，但當年發過的“中國分裂”、“華種滅絕”之類的高論，也足以讓人瞠目結舌。而他們的父輩錢振倫和錢振常更以狷介、偏激的性格在同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錢仲聯的脾氣大在學術圈子裏也是有名氣的，他稱自己是“一生性不隨和”，並認為這可能與家族影響有關。這些都讓我們感到文化家族中一種綿延傳承的無形影響力。陳寅恪認為家族在維係、保存中國文化方麵之所以具有核心地位，除了其人事延續比較可靠固定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家族所特有的情感紐帶作用。文化家族中傳遞的不僅有知識，而且也是家族情感與認同的傳遞。一個人的出身與所繼承的學術淵源，如果的確能夠給其以堅定的支持，則他通常不會背棄自己所繼承的一切，而且能夠將這種繼承轉化為新的資源，發揚光大。陳寅恪所強調的家族在文化保存和傳承方麵的作用無疑是有洞見的。
在社會學的意義上，一代一代人之間保持連續性和繼承性靠的是社會化的過程。而社會化最為集中的方麵就是教育。傳統社會的士人家庭中，家庭教育、私塾教育可以看做是社會化的基本形式和空間。在上麵列舉的錢氏家族傳承的連續性的例子中，至錢玄同一代人為止，都基本經曆了完整的家庭和私塾教育，其社會化的內容基本相同，這就使我們容易看到治學和思想上諸多傳承的因素。而我們通過錢三強的例子也已經看到，作為基本以新式學堂教育為主要社會化經曆的一代，和上兩代人相比較，不同的社會化內容使其治學和思想體現了極少的傳承性。和陳寅恪所著力觀察的中古社會不同，近代的文化家族在保存傳承文化的同時，更體現著明顯的斷裂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