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就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在香港大學，張愛玲的文學才華開始顯山露水，一篇《天才夢》被上海《西風》雜誌初定為征文獎的第一名，最終被定為十三名，卒章所言“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麵爬滿了虱子”，這種滄桑盡閱，世味遍嚐的感慨可不像是一位十八歲的少女所能發抒於懷的。
“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快，快，遲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戰火延燒的麵積愈廣，她也就愈發肯定自己的認識無差。她以競走的流星疾步搶到了隊伍的前麵去。她要成名，要有自己的生活，要有很多很多錢，要有一大櫃子漂亮衣服。姑姑張茂淵常常笑話她是財迷，“不知你從哪兒來的一身俗骨”，而張愛玲也樂於承認自己“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這樣的人注定了俗是真俗，雅是大雅。香港淪陷後，她回到上海定居，與獨身的姑姑相依為命。《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就是在這時候點燃的，當它們擺放到鴛鴦蝴蝶派的首領周瘦鵑的案頭時，張愛玲這樣年輕（二十三歲）的女子是很容易讓人懷疑她的創作能力的。好在周先生目光如炬，立刻看出這是一位天才的小說家，老來猶能識此才，自然歡喜得嘴都合不攏。這兩篇小說相繼在《紫羅蘭》雜誌上刊登，張愛玲一炮走紅。上海淪陷了，一時間變成真空地帶，左翼文學已失去市場，右翼文學招人厭棄，張愛玲適時地避開了黑煙繚繞的政治爐鼎，惟以“剝出血淋淋的人性”的作品應世。文學就是文學，不是什麼油漆刷子之類的工具，她的作品受到歡迎當在情理之中。
張愛玲承認：“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似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嚐試……”她小說中的人物多半是小奸小壞，沒有英雄，也沒有十惡不赦的壞蛋。即便是罌粟花和蔓陀蘿花，也各有各的真實，各有各的美麗，精刮世故的浪子佟振保與範柳原一流的“紅顏殺手”或許自私了些，放蕩了些，但這些人言語有味，麵目可愛，倒反而讓人恨不起來。至於她筆下的那些柔弱女子，白流蘇、王嬌蕊、葛薇龍……，一邊切實地顧及著自己作為女人應有的利益，一邊又幻想著玫瑰花般的愛情，其捉襟見肘的心思，飛蛾在火上的掙紮之態實在是太淒美了。在《沉香屑——第一爐香》中，葛薇龍與丈夫喬琪坐車看到街上的流鶯，她說：“她們是被迫的，我是自願的。”天下多少癡情女子看到此處，都會掩卷同悲吧。即便淫蕩如葛薇龍的姑姑，陰鷙如《茉莉香片》中聶傳新的後母，變態如《金瑣記》中的曹七巧，那樣的一種“壞”也都是人性的異形扭曲，她們害人也受害，是不該被推出午門去問斬的。王小波曾說，張愛玲的小說中“有憂傷，無憤怒；有絕望，無仇恨；看上去像個臨死的人寫的”（《關於幽閉型小說》）。這並不奇怪，他喜歡更富有生趣的東西，而張愛玲的作品中充斥著那種揮之不散的陰鬱和煩惱，像是六月天的悶罐車。
“生命也是這樣的罷——它有它的圖案，我們惟有臨摹。”
這就是張愛玲預先準備的辯解詞。你很可能無法相信，張愛玲最欣賞的中國作家是魯迅而不是別人，她認為魯迅的作品最勇於暴露中國人的劣根性和陰暗麵，後來的小說則多半文過飾非。她走的路子與魯迅一脈相承，但許多左翼作家故意看不懂，對她大加責難。
惟獨大翻譯家傅雷為天下惜才，化名“迅雨”寫了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他先是明說他不喜歡《連環套》的“漫畫”趣味，認為那樣一種繁縟的敘事和做作的風格浪費了她的才華。但他十分欣賞《金瑣記》，並給予她這篇小說以極高的認可。傅雷出於對一位天才女作家的愛護，他勸張愛玲“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詞藻，多一些實質，作品會有更完滿的收獲。多寫，少發表，尤其是服侍藝術最忠實的態度”。傅雷對政治概念化的東西顯然心有抵觸，他說：“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度。‘五·四’以後，消耗了無數筆墨的是關於主義的論戰。仿佛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區文藝更不成問題。”在文章的結尾他還真誠地提醒她：“一位旅華數十年的外僑和我閑談時說起：‘奇跡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收場。’但願這兩句話永遠扯不到張愛玲女士身上！”傅雷欣賞張愛玲出眾的才華，因此響鼓不惜重棰擂。對於這位不知何方神聖的“迅雨”的酷評，當時誌驕意滿的張愛玲是不服氣的，很多年後她在美國重讀舊作，汗為之涔涔下，當即就承認還是目光如炬的傅雷看得準，那篇《連環套》的確不成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