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活足百歲，是大難事，雖說女子較男子普遍高壽，但活夠百歲的女作家，古今中外仍極為罕見。冰心活到了九十九歲，硬是功虧一簣。蘇雪林卻成為了中國文壇的頭號“人瑞”，活足一百零三歲。中年時，她曾寫過一篇文章《當我老了的時候》，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年歲是學問事業的本錢，要想學問事業的成就較大，就非活得較長不可。世上那些著作等身的學者，功業彪炳的偉人，很少在三四十歲以內的。”且不管別人如何，至少她著作等身便與年壽成正比。
1949年，蘇雪林毅然決然地去了台灣。這位女鬥士若是留在大陸，她絕對創造不了“筆耕八十載，執教五十秋，出版著作六十餘部，高壽一百零三歲”的奇跡。鑒於她曾辱罵魯迅這一鐵定的事實和過激的表現，她的命運隻可能比其好友袁昌英更糟，而不是更好。袁昌英尚且被打成“曆史反革命”，流放到鄉下，連最起碼的人格尊嚴也被剝奪殆盡，最終含恨而死，蘇雪林的結局肯定還會更慘。由此可見，當年辱罵魯迅固然需要膽量，更需要掌握三十六計中“金蟬脫殼”的火候和“走為上”的時機。
奇怪的是，蘇雪林看不慣魯迅的“霸道”，卻看得慣蔣介石的霸道，不但看得慣他，而且還崇拜他，稱這位專製多年的蔣島主具有“嶽峙淵渟的氣度”。如此一來，她極力標榜的“是非心”、“正義感”和“真理愛”，其中便多少藏有貓膩。
其實，蘇雪林身上不乏靜氣，她能忍耐徹骨的寂寞，一生致力於學術研究，以《楚騷新探》、《屈賦論叢》名噪學術界，但胡適對她的學術研究一直不大認可，他曾在信中批評蘇雪林：“關於你自己的研究，我頗感覺你有點走入迷途而不能自拔。”胡適對蘇雪林學術研究不滿意的地方主要有兩點：一是蘇雪林好臆斷，對胡適所提倡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隻得一半功夫，她試圖憑借屈原那篇殘亂不可讀不可解的《天問》建立“文化脈絡”，並且狂妄地自信：“《九歌》乃是整套神曲，九神乃隸屬於一個集團之大神，不但我國所有各神多係此九大神所衍化，全世界各宗教之神亦不能出此九神範圍。……我的書若能寫成，中國全部文化史皆須重寫，即外國宗教神話史也須重新安排。”所以胡適認為她是走火入魔，執迷不悟；二是蘇雪林研究《紅樓》多為野狐禪，由於沒有精力和目力來做比較版本的工作，她更難做到“小心的求證”，胡適寫信勸她少談《紅樓》，是有道理的，他還把那些挑逗者的心思揭穿了：“辦雜誌的人叫你寫《紅樓夢》的文字，那是‘惟恐天下不亂’的心理，他不管蘇雪林女士晚年目力與體力與耐心是否適宜於做這種需要平心靜氣的工夫而不可輕易發脾氣的工作！”這封信中還有一句誠摯的懇求：“你聽聽老師的好心話吧！”蘇雪林究竟能聽進去多少？隻有她自己知道。
蘇雪林晚年潛心治畫，別具一格，頗得方家的讚可。她活得恣肆任性，而又嚴謹有律，一生主張不輕改，理念不稍變，觀點鮮明，愛恨判然，且不論其對錯，在牆頭草、變色龍極多的文壇，這位硬朗的女作家倒確實堪稱奇數。
1999年，蘇雪林病逝於台南，遺囑歸葬家鄉，與母親相伴。這位中國文壇第一女壽星深愛母親，她渴望葉落歸根，實現最後的孝思。這又是她性情的另一麵，她何嚐不能恬靜，不能平和，不能細致，但她是一個十足的矛盾體。許多人隻看到她花心的刺，卻沒想過她是一朵開放在荒野中的玫瑰，這多少有點令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