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電影雜誌》記者采訪周璿，問她如何應對外界刺激時，周璿神情憂鬱，但回答得還算巧妙，她說：“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周璿給人活潑開朗的印象，實際上，她的性格偏於內向，並不願意把心事向人（尤其是陌生人）傾吐。她的的抑鬱症是一天一天積累而成的。
1951年2月12日，周璿寫信給她信賴的朋友、香港作曲家李厚襄，談及自己的處境：“近因播音唱了歌，不知道（為什麼）得罪了人，報上挨罵，在任何環境中都有派別，將來拍戲又不知怎麼樣來應付呢！太難了！”她已經覺察到一些不妙，想請李厚襄在張善琨、邵屯人等電影製片商麵前作些疏通，為她預留一條退路。“香港暫時不能來，我預想是一年以後，等孩子大一點……還是到南洋走一趟，既輕便又能賺錢，你的話不錯，趁能賺錢的時候（趕緊賺）別將來悲哀，我怎麼能不知道呢！……這些年就是糊裏糊塗地過下來，所寶貴的名譽也壞了，下半世等於完了，所安慰的就是一個小孩，才能生活下去。”當時，周璿的神誌相當清醒，勇氣也不小，她毅然斷絕了與朱懷德的關係，並且登報聲明。婚姻再次受挫，她的事業心卻很旺盛，多賺點錢，也是現實的考慮，她並沒有向生活認輸。
然而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周璿打算由香港赴南洋唱歌，終未成行。國內的政治環境越收越緊，周璿無法適應上海文藝界“左”的氛圍，她因此感到恐慌。1951年3月14日，周璿寫信給李厚襄，談到她在上海舉步維艱的處境，情緒一落千丈：“有一點要告訴你，關於（赴南洋）唱歌之事暫時要守秘密，上海知道他們會對我不滿，切記！切記！……我覺得自己意誌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頭，一言難盡，不說也罷。最近我的情緒仍然很壞，心境不能舒暢，總是想要哭，要大哭一場才好，想想自己的事，真是傷心！暫時也不會工作，不過他們總不會放過你，將來給誰家先拍，免不了又要得罪人，這是件傷腦筋的事，在我真是煩惱的，為什麼做人這麼煩？”
昔日大紅大紫，周璿習慣了獲取高額報酬，而現在國內已是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拍戲唱歌多屬“幫忙”性質，周璿心裏還轉不過這個彎來，自然感覺不爽。其時，上海宣傳部長是夏衍，他對周璿和張愛玲都頗有回護，張愛玲為人乖覺，及早抽身，去了香港，後來去了美國，周璿卻遷延再四，遲疑不決，錯過了赴港的時機。
1951年5月，上海戲劇、電影協會組織政治學習，周璿的好友王人美檢討自己和周璿都在舊社會的舞台上唱了有毒化作用的靡靡之音、演了不健康的戲。這本屬正常，全社會都在實行自我改造，非如此即不能過關。王人美的表態不算過分，周璿的反應卻非常過激，她當眾給了王人美狠狠一巴掌。事後，周璿寫信給李厚襄，信中竟有幾句令丈二和尚摸不著後腦勺的胡話：“這個家夥的確不是好東西……那天他喝醉了酒開著汽車，我就知道不是個好人……”王人美吃了耳光，絲毫也未記恨，她仍去醫院看望病中的周璿，買了書送給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