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93年的秋天，我在美國南伊利諾伊大學的圖書館裏，看到了一本題名為《金花的秘密》的書，其副標題為“關於生命的中國之書”。身在異方的國度，才加強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意識，這是我當時的切身體會。因而，對於任何能夠與中國文化有關的事物，對我都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於是，我便開始讀《金花的秘密》，就在這種研讀與思考的過程中，我也在其中發現了榮格心理學的秘密，發現了榮格與中國文化的內在聯係。
一、榮格與衛禮賢
1994年8月，以主席托馬斯·科茨（Thomas Kirsch）博士和名譽秘書長默瑞·斯丹（Murray Stein）博士為代表的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AAP），對中國進行了正式的學術訪問。在華南師範大學所舉行的一次研討會上，托馬斯·科茨博士提出，就榮格心理學思想的形成而言，衛禮賢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弗洛伊德或其他任何人。實際上，榮格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就在其《金花的秘密》中，榮格這樣說道：“事實上，我認為衛禮賢給了我無限的啟迪，我所受他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人……”而衛禮賢所給予榮格的啟迪，也就是中國文化對於榮格的啟迪；衛禮賢對於榮格的影響，也就是中國文化對於榮格的影響。所以，我們也就從這裏入手，來探索“榮格與中國文化”的意義。
卡爾·榮格是繼弗洛伊德之後最有影響的精神分析學家，1912年與弗洛伊德分裂之後，他創立了“分析心理學”（analytical psychology），實際上已經是在經典精神分析的基礎上，形成了獨立的心理學體係。他的集體無意識理論，他的原型理論，他的情結理論，他的人格類型理論，以及他的分析心理係體係，對於當代心理學的研究和發展，對於當代整個人文與社會科學，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衛禮賢（又名理查德·維爾海姆，Richard Wilhelm
1873～1930）是國際著名漢學家。衛禮賢是德國人，但是在中國生活了二十餘年。他1899年來中國，在青島任教，從事於教育和慈善事業，1920年始回德國。但1922年又返回北京德國大使館工作，並在北京大學任教。衛禮賢在中國期間，曾與康有為有交往，與清末學者勞乃宣相識頗深，並在勞乃宣的幫助下，著手翻譯《易經》，於1922年在德國以德文出版。卡爾·榮格曾為該書的出版撰寫了序言，並稱其為衛禮賢一生最偉大的貢獻。
榮格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結識衛禮賢的，那正是榮格自己在其心理學的研究中最為關鍵，同時也是最為艱難的時期。與弗洛伊德正統精神分析的分裂，使得榮格麵臨來自許多方麵的壓力，他希望自己能夠有一種理論的根基，來幫助他整理自己的研究，使他能夠有足夠的力量和勇氣，來抗衡他所麵臨的壓力。榮格曾專門邀請衛禮賢到蘇黎士，在其主持的“心理俱樂部”中，介紹與評論中國的《易經》，介紹與講解中國文化。榮格與衛禮賢廣泛地談論了中國的哲學和宗教等問題，使榮格所感到驚訝的是，當榮格向衛禮賢介紹他自己對於無意識心理學所研究的結果時，衛禮賢並不感到驚奇。因為對於衛禮賢來說，所有西方無意識研究的發現，早就已經存在於中國古老的文化之中了。或者說，榮格以及弗洛伊德所致力與探求的潛意識心理學，正是中國文化思想中所包含的東西。所有西方無意識研究的發現，早就已經存在於中國古老的文化之中了。或者說，榮格以及弗洛伊德所致力與探求的潛意識心理學，正是中國文化思想中所包含的東西。
榮格自己曾有過這樣的表達：“衛禮賢一生所從事的工作，對我來說是如此的重要和具有價值，是因為他為我解釋與證實了我過去一直在追求、在思考、在向往以及在從事和研究的東西”。榮格說，“衛禮賢的工作，給我們帶來了中國文化的基因，給我們帶來了一種足以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世界觀的中國文化基因”。這是榮格對於衛禮賢工作的理解，也是榮格對於中國文化的向往。在榮格看來，衛禮賢的成就與貢獻，完全可以和法國的Anquetil du Perron相比擬。Anquetil du Perron把印度的《奧義書》翻譯引進了歐洲；而衛禮賢，似乎同樣是被歐洲的精神或靈魂所選擇，給西方帶來了中國的《易經》，帶來了東方的新的希望。榮格在其紀念衛禮賢的文章中說：“這是衛禮賢自認為所全力投入的一種文化使命，他認識到，對於滿足我們靈魂的需求，東方可以說是一個寶貴的源泉。”
榮格深深敬佩於衛禮賢的“漢學”，以及他對中國哲學，對於中國文化的深刻理解。榮格說，“我甚至不能用‘影響’一詞來描述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與衛禮賢的關係，因為實際上，衛禮賢是被中國文化所征服了，被同化了”。在其自傳《夢·回憶·思考》中，榮格曾這樣來描述他對於衛禮賢的印象：“我見到威廉·衛禮賢時，他不僅在寫作和說話上，連舉止看上去都完全像個中國人。東方觀點和古代中國文化，已一步步深入到他的內心深處。”麵對這樣一位漢學家，麵對這樣一位漢學家所代表的深遠的中國文化，榮格將其作為自己終生的良師益友，也作為自己心理學的深遠背景。麵對這樣一位漢學家所代表的深遠的中國文化，榮格將其作為自己終生的良師益友，也作為自己心理學的深遠背景。
在衛禮賢去世前的幾天，榮格做了一個“夢”：在我的床前，站立著一位身穿藍色外衣的中國人，雙手合十，對深鞠一躬，好像是希望給我一個消息。那也是衛禮賢所希望繼續給予榮格的“中國消息”。1930年，當衛禮賢逝世之後，榮格專門撰寫了一份悼詞。其中，榮格這樣來敘述他與衛禮賢的緣分：盡管一位是漢學家，另一位是醫生；一位精通中國文化，另一位根本從未到過中國，也不識漢語；……那麼是什麼使得他們成為終生的朋友的呢？榮格說，“但是我們相遇在人和人性的領域，它超越了學術的界限，而那正是我們接觸的地點，碰撞的火花啟迪了我，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事件”。榮格認為，衛禮賢通過自己的工作，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使得中國幾千年的古老文化，能夠得以在現代的歐洲傳播發揚。榮格說，衛禮賢一旦接觸到了“中國心靈”的秘密，他也就在其中為我們發現了一份珍貴的禮物。因此，在這種意義上，榮格將自己稱作衛禮賢的學生，實際上也是中國文化的學生。通過衛禮賢，榮格接觸並接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中國文化的熏陶和培養。
二、榮格與《金花的秘密》
《金花的秘密》一書，是由衛禮賢與榮格合著而成。該書的主要內容，是衛禮賢對中國古文獻《太乙金華宗旨》和《慧命經》的翻譯及注釋，以及榮格為該翻譯所做的心理學的評論。這是榮格與中國文化的直接接觸，是理解榮格與中國的一把鑰匙，同時也是理解榮格心理學的一把鑰匙。
在我的理解中，中國文化是一種充滿了心理學意義的文化；這種心理學的意義，具體而生動，表現著一種實在的生活的價值。中國文化是一種充滿了心理學意義的文化；這種心理學的意義，具體而生動，表現著一種實在的生活的價值。衛禮賢和榮格，都是對中國文化有著獨到見解的西方學者，他們把其合著的《金花的秘密》，稱之為“中國生命與生活之書”，也便代表了他們對中國文化之理解的一個側麵。而這裏的“生命與生活”，實際上也就是一種“心理學”。Cary F。 Baynes在《金花的秘密》一書英譯本的前言中寫道，“心靈必須依賴於科學，將其作為現實世界中的向導；而科學也必須轉向心靈，來尋求生活的意義。心靈必須依賴於科學，將其作為現實世界中的向導；而科學也必須轉向心靈，來尋求生活的意義。這就是《金花的秘密》所展現的觀點。通過衛禮賢和榮格的共同努力，我們第一次有機會來理解和欣賞，能夠在各個方麵來滿足我們的東方的智慧。在《金花的秘密》中，這種東方的智慧脫離了形而上學的描述，而置之於心理學的體驗之中”。
在《金花的秘密》的德文原版中，榮格的評論被放在該書的前麵，然後是衛禮賢對翻譯的注解，然後是翻譯正文；後來在英譯本中，榮格建議譯者將原作放在前麵，其次是衛禮賢的翻譯注解，然後是榮格的評論。而Cary F。 Baynes 1931年的英譯本，則是在榮格及其夫人的直接幫助下進行的。
在《金花的秘密》的正文前，衛禮賢還專門撰寫了“原文的心理與宇宙觀”，以及“本書的起源”，對書中“太乙金華宗旨”和“慧命經”的來源及其演變做了詳盡的介紹。衛禮賢在其中也闡述了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看法，從老子、莊子和呂洞賓，來敘述了《金花的秘密》的思想淵源；並且分析了佛學與道學的相互影響，以及同以《易經》為基礎的儒學與道家的關係等。在衛禮賢和榮格的心目中，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家與儒家，以及與佛家，都是相同而融合的；因而，在書中對“道”分析的同時，衛禮賢和榮格還分析了“陰陽”和“太極”，以及《易經》中的“八卦”及其象征。
《金花的秘密》本身，對於榮格自己心理學的研究和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8年，當《金花的秘密》德文第二版出版的時候，榮格在其序言中說：“我的已經去世的朋友，本書的合作者理查德·衛禮賢將本書的原稿送給我的時候，正是我自己的研究和工作處於最為關鍵的時刻，它對於我自己的研究尤為重要，正可謂雪中送炭。那是在1928年，我從1913年開始研究集體無意識，但是所研究的結果在許多方麵不能令人滿意。我曾為此向諾斯蒂教等尋求幫助，但是都不能夠如願。衛禮賢送給我的這本書稿，幫助我從這種困境中走出。其中正包含著我在諾斯蒂教中長時間尋找，而勞而無獲的東西。這樣，這本手稿，至少是在這一階段，為我提供了來發表我的一些關鍵研究結果的好機會。”榮格在其自傳中還說，“1929年，我與衛禮賢合著了《金花的秘密》，隻是在我的思想和我的研究達到了關鍵之處時，就是說接觸了自性的時候，我才再找到了重返這個世界的歸路”。
借助於對衛禮賢的翻譯的評論，在《金花的秘密》中，榮格全麵展現了自己對於中國文化的理解。實際上，他的評論，幾乎占據了全書二分之一的內容，同時也構成了《金花的秘密》一中書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在榮格的理解中，“金花”是對道家練功時，通過靜坐和沉思，在體內出現的一種神秘光感，其會導致一種精神的頓悟，一種智慧的升華。金花也就是道家的“內丹”，這是一種特殊的心理或心靈現象；而金花的秘密，也就是人的心靈的秘密，是人的真正內在生命的秘密。在其獨特的評論中，榮格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一個歐洲人麵對試圖理解東方時的困難”。榮格提出，盡管西方有科學和邏輯，但是東方，教給了我們另一種更為廣泛，更為深刻，以及更高層次的理解，那就是通過，或者說是透過生活的理解。榮格提出，盡管西方有科學和邏輯，但是東方，教給了我們另一種更為廣泛，更為深刻，以及更高層次的理解，那就是通過，或者說是透過生活的理解。因此，榮格提出了他所闡述的第二個問題——“當代心理學為理解東方，提供了可能”。在任何一種文化的發展中，都必然包含著深刻的心理學的意義，而從心理學入手，也就能夠對於文化的理解，提供獨到的視角。在任何一種文化的發展中，都必然包含著深刻的心理學的意義，而從心理學入手，也就能夠對於文化的理解，提供獨到的視角。在此基礎上，榮格著重分析與評價了“道”和“太極”的概念，以及“道”的現象和思想。在其評論的結語中，榮格說：“我的評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種在東方和西方之間進行心理學理解的橋梁”。是的，在《金花的秘密》中，榮格和衛禮賢是用一種心理學的眼光來看待中國文化的，這裏所給人的啟示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以心理學為背景，能夠更好地理解中國文化；因為在我的理解中，中國文化本身，內含著豐富而深刻的心理學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