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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南對高部團以上軍官的特征、情況都了解，在緊挨前線的那個村，從一個老鄉那裏一打聽，在他家住的那個官是團長，聽說是武安人，細高個，三十多歲，白淨麵皮，長圓瞼，挺斯文，還帶著個女人。王定南判定是田樹青，因他是武安人，其愛人因路過邯鄲到武安探家，得到高樹勳特別批準，是唯一隨軍北上的眷屬。經和縱隊首長商量後，決定由王定南寫封信給田樹青，寫明王定南要馬上穿越火線去見高樹勳。由縱隊派了名便衣偵察員帶著信，冒著槍林彈雨，向馬頭鎮敵軍陣地撲去。這個偵察員很勇敢，個子不高，十分機靈敏捷，邊前進邊向前沿陣地喊話：“不要打槍，我是給你們田團長送信的。”霎時，他消失在炮火的煙霧中。夕陽西下時，送信的偵察員回來了，並帶回田樹青派來的一個士兵，捎來了田給王定南的回信，說：看到你的信非常高興，已轉告高先生，高先生希望你迅速過來見麵，並派一名士兵去接你通過火線。王定南即把這一情況向劉鄧首長報告。鄧小平在電話裏指示王定南：可以馬上穿過火線，先見田樹青，向他了解高近日的動態，並叫靖仁秋同王定南前去。三縱隊首長對王定南說：“我軍已確定今夜12點向馬頭鎮發起攻擊，部隊正在進行動員，你最好能在部隊發動攻擊前給我們個消息。”王定南答應“一定照辦”後，三人就跟田樹青派來的士兵一同出發。已經是夜晚，天空陰暗，夜霧重重，4個人在黑暗中摸索前進。快到馬頭鎮外敵前沿陣地不遠時，按照約定由那個士兵點起了一把火的聯絡信號，鎮上守軍高聲喊話：“過來幾個人？”士兵回答：“4個人！”鎮上守軍略停一下說：“4個人太多，隻準過來3個。”王定南決定把靖仁秋留下，自己與那位參謀跟士兵過去。
他們越過前沿工事和壕溝、鹿砦等重重障礙，進入馬頭鎮街內，沿著狹窄的小道向田樹青的團部奔去。田樹青聽到王定南的聲音，就急忙迎了出來，還沒走進住室就急忙對王定南說：“高先生急需馬上見到你！”王定南問：“高先生的態度近來有什麼變化？”田說：“從他的口氣中，我聽出他對現在三個軍北上十分不安，他一直在盼望你早日回來。”王定南看了看表，考慮12點前到高樹勳那裏去已經來不及了，於是首先向田樹青傳達了劉鄧首長的指示，要求高部盡快行動，配合阻止十一戰區三個軍北進。田樹青聽後興奮地說：“太好了，現在應盡可能爭取高部一起行動，你最好趕快去見高先生。”王定南向田樹青說明：“我必須在12點前回去一趟，有亟待解決的問題，向劉鄧首長請示。”說罷，王定南很快穿過火線，回到三縱隊司令部駐地，用電話向劉鄧詳細彙報了和田樹青見麵了解到的情況，並請示了為爭取高部起義，請停止原定今夜12點對他們發起攻擊。劉鄧同意了王定南意見，並立即命令三縱隊停止對高部的攻擊。次日淩晨，王定南又穿過火線來到田樹青團部，田立刻派一名士兵送王定南到十一戰區長官部去。這時，孫連仲早已飛往北平，長官部由副司令長官高樹勳、馬法五及戰區參謀長宋肯堂組成。高樹勳見到王定南，先叫他的特務營營長孫元儒安排王定南住在營部，由孫負責保衛王定南的安全，並立即來到王的住處。高樹勳一進門就對王定南解釋說：“定南，在新鄉時，我對孫連仲提出我願單獨率新八軍、河北民軍沿平漢線北上，因為當時國民黨決定十一戰區所有部隊都乘火車從津浦線去北平。後來孫連仲說我單獨一個軍過不去，就讓四十軍、三十軍和我一起來了。當時，我也不能對孫連仲說我能過去，你看這……”王定南對高說：“這也可能是孫連仲對你不放心，他才這麼決定的。”高說：“我也有所悟，不過既然是三個軍齊頭並進，我也隻好走一步看一步了。”王定南說：“劉司令員、鄧政委本來是同意你一個軍北上方案的，但現在是三個軍北上，毛主席已電令劉司令員、鄧政委決不允許三個軍北上，讓國民黨實現在全國向我解放區進犯的戰略。因此，劉鄧首長要求你部配合我軍阻止蔣軍北進。”高樹勳看了看王定南說：“現在？”王定南回答：“對，當前正是關鍵時刻，現在起義，對你，對人民，對國家都貢獻極大。”這時，高樹勳的心情很不安，思緒十分紛亂，在室內來回踱步思考著。
高樹勳河北鹽山人，字建侯，1897年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生活困苦，十幾歲出外當學徒工，1915年在北洋軍中當兵，後轉入馮玉祥西北軍，曆經反袁稱帝、討伐張勳、反對曹錕賄選、五原會師、北伐戰爭，也曾卷入軍閥混戰。在西北軍十幾年，從士兵逐級晉升到國民聯軍第二集團軍師長。1931年奉蔣介石之命率部往江西參加“剿共”，他的二十七師一個旅被殲，高托病離開了前線，後來他的部隊隨趙博生、董振堂在寧都起義，參加工農紅軍。為此，高受到蔣介石通緝，被迫逃往天津英租界地避居。1935年5月，高與吉鴻昌一起奔赴張家口，協助馮玉祥組織抗日同盟軍，在長城內外抗擊日寇，連克數城，威震中外。冀察抗戰失敗後，高又回天津英租界避居。在此期間，相繼爆發了“一二·九”學生運動和“雙十二”西安事變，中國抗日救亡運動出現高潮。高樹勳毅然接受宋哲元的邀請，出任河北省保安處副處長，後升為處長，負責組建民軍。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在日軍進攻下，國民黨軍隊南撤，高集中了河北民團近萬人，在大名進行整編，組成河北暫編第一師。不久，奉命改編為國民黨軍暫編第九師，後又改為新編第六師，與日寇周旋作戰；在中共幫助下，高樹勳仿照八路軍模式建設部隊，因而士氣為之大振，在敵後同八路軍並肩抗日，轉戰於冀魯豫三省。後來，新六師又被改編為國民黨軍十軍團第一軍，高任軍長，受石友三節製。而石友三早與日本有勾結，曾兩次出賣高部，險遭全軍覆沒。高樹勳在失望與苦悶之中，毅然下決心除掉了石友三；不久，受命就任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在除掉石友三之後，日軍集中優勢兵力打擊高部，在八路軍的援助和掩護下，才艱難地生存下來。1941、1942年，在日寇的誘降下，華北的國民黨軍政官員孫殿英、龐炳勳、孫良誠等先後投降，高樹勳孤軍難支，遂於1942年4月底率部南渡黃河，越隴海路，來到河南省的國民黨統治區，帶回六十九軍和新八軍兩個軍的兵力。剛到不久，蔣介石要高到重慶去，高走不久，湯恩伯就挖走了他的六十九軍，緊接著又派胡伯翰任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兼新八軍軍長。高樹勳這個集團軍總司令，隻能指揮一個特務營了。同時，部隊裝備得不到更新，人員不予補充，士兵衣衫襤褸，受盡歧視淩辱，更為甚者，高樹勳本人在重慶謁見蔣介石，竟差一點被戴笠扣起來。高樹勳萬萬沒有想到，抗戰大後方的重慶，竟成了南宋時的臨安，沒有一點抗戰氣息，到處是欺壓百姓，抓丁拉夫、苛捐雜稅、橫征暴斂，人民怨聲載道，湯恩伯統治下的河南，出現“水、旱、蝗、湯禍最猖”民謠。可見人民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怨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