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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兵司令部司令員兼政委李達。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陳毅，第一副政委譚震林，副司令員兼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三副政委宋任窮，參謀長張震，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鍾期光；下轄：第七兵團司令員王建安，政委譚啟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姬鵬飛，參謀長李迎希；第二十一軍軍長滕海清、政委康誌強，第二十二軍軍長孫繼先、政委丁秋生，第二十三軍軍長陶勇、政委盧勝，第三十五軍軍長吳化文、政委何克希。
第八兵團司令員陳士榘，政委袁仲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參謀長何以祥；第二十四軍軍長王必成、政委廖海光，第二十五軍軍長成鈞、政委黃火星，第二十六軍軍長張仁初、政委王一平，第三十四軍軍長何基灃、政委趙啟民。
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政委郭化若，參謀長覃健，政治部主任謝有法；第二十軍軍長劉飛、政委陳時夫，第二十七軍軍長聶鳳智、政委劉浩天，第三十軍軍長謝振華、政委李幹輝，第三十三軍軍長張克俠、政委韓念龍。
第十兵團司令員葉飛，政委韋國清，參謀長陳慶先，政治部主任劉培善；第二十八軍軍長朱紹清、副政委陳美藻，第二十九軍軍長胡炳雲、政委張藩，第三十一軍軍長劉誌堅、政委陳華堂。
特種兵司令部司令員陳銳霆，政委張凱。
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第一政委羅榮桓，第二政委鄧子恢，第一副司令員肖勁光，第二副司令員黃克誠，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譚政、副主任陶鑄，第一參謀長肖克、第二參謀長趙爾陸、副參謀長聶鶴亭，後勤部長周純全、政委鍾赤兵（後兼任部長）。下轄：
第十二兵團司令員兼政委肖勁光，第一副司令員陳伯鈞，第二副司令員韓先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參謀長解方（解沛然）；第四十軍軍長羅舜初、政委袁升平，第四十五軍軍長陳伯鈞、政委邱會作，第四十六軍軍長詹才芳、政委李中權。
第十三兵團司令員程子華，政委肖華，第一副司令員李天佑，第二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彭明治，政治部主任劉道生；第三十八軍軍長梁興初、政委梁必業，第四十七軍軍長曹裏懷、政委周赤萍，第四十九軍軍長鍾偉、政委徐斌洲。
第十四兵團司令員劉亞樓，政委莫文驊，第一副司令員黃永勝，第二副司令員劉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吳法憲；第三十九軍軍長劉震、政委吳信泉，第四十一軍軍長吳克華、政委歐陽文，第四十二軍軍長吳瑞林、政委劉興元。
第十五兵團司令員鄧華，政委賴傳珠，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洪學智，第二副司令員賀晉年，政治部主任肖向榮；第四十三軍軍長李作鵬、政委張池明，第四十四軍軍長方強、政委吳富善，第四十八軍軍長賀晉年（兼）、政委陳仁麒。
特種兵司令部司令員方毅，政委鍾赤兵，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蘇靜，副司令員兼炮校校長賈陶，副司令員匡裕民，副政委邱創成，政治部主任唐凱。
四野司令部直屬部隊：第五十軍軍長曾澤生、政委徐文烈，第五十一軍軍長張軫，兩廣縱隊司令員曾生、政委雷經天、政治部主任楊康華、副政委林鏘雲。
人民解放軍總部直屬兵團如下：
第十八兵團司令員兼政委徐向前，副司令員兼副政委周士第（後任司令員兼政委）、王新亭，參謀長陳漫遠，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第六十軍軍長張祖諒、政委袁子欽，第六十一軍軍長韋傑、政委徐子榮，第六十二軍軍長劉忠、副軍長方升普、政委魯瑞林。
第十九兵團司令員楊得誌，政委羅瑞卿，副司令員葛晏春，參謀長耿飆，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後任副政委）；第六十三軍軍長鄭維山、政委王宗槐，第六十四軍軍長曾思玉、政委王昭、副政委傅碧崇、參謀長唐子安，第六十五軍軍長邱蔚、政委王道邦。
第二十兵團司令員楊成武，政委李井泉，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文年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煥；第六十六軍軍長肖新槐、政委王紫峰，第六十七軍軍長韓偉、政委曠伏兆，第六十八軍軍長徐德操、政委漆遠渥。
鐵道兵團司令員滕代遠，副司令員呂正操，參謀長李壽軒，政治部主任王鶴峰。
三、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當曆史跨入1949年的時候，解放戰爭在全國勝利的大局已定，但許多新的問題紛紛提到中國共產黨的麵前需要解決。為此，1月6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舉行政治局會議，各大區的負責人參加了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報告，經過討論和修改，作為決議在會上通過。會議分析了當前形勢，指出：“中國階級力量的對比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斷言：“我們已經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國範圍內戰勝國民黨。1949年和1950年將是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勝利的兩年。”決議提出黨在1949年的17項任務，要求在1949年，解放湘、鄂、贛、蘇、皖、浙、閩、陝、甘等省的大部或全部，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進一步加強各野戰軍正規化的建設；各野戰軍要作好向全國進軍的準備，首先集中第二、第三野戰軍，在長江下遊實施渡江作戰，奪取京滬杭，摧毀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心，解放華東南，並準備對付美帝國主義可能的軍事幹涉。會議決定在北平解放後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1949年“召集沒有反動派代表參加的完成中國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並通過共同綱領”。1月8日，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這時，隨著全國勝利的即將到來，將原來長期處於分散狀態的各解放區工作統一起來，已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因為要準備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首先就要妥善解決集權與分權的關係。周恩來的發言著重談了這個問題，從實際情況出發，主張集權與分權要適當，在過渡時期不要做得太急；並區別不同情況，提出先做到幾個統一：財政預決算大體統一規定，各區提出，中央審核；銀行發行權要統一，以便統一管理軍費、供應和統一控製物價；兵工廠統一計劃統一分配；軍需生產統一計劃、分擔任務；鐵路提前集權，由中央管。至於出口貿易，隻統一計劃，業務由各區分擔；各區之間的相互貿易，中央不過問。由於黨外民主人士陸續來到解放區，為了使他們了解快要建立的新中國，周恩來說：要把我們的主張明朗化。例如，對政權的性質要反複地說；操縱國計民生的經濟事業不讓私人搞，也要講清楚。在外事方麵，由於大城市的陸續解放，遇到的問題也越來越多，周恩來強調：在這方麵，整個觀念要有個改變；中國人100年來受帝國主義壓迫，現在站起來了。在工作中要注意：民主陣線反對帝國主義陣線，帝國主義與人民的區別，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利用。因為當時外事方麵涉及許多複雜的具體政策問題，周恩來要求：有利的就解決，不成熟的過一下再解決。實際上，中共中央很早就在解決這些問題。三大戰役中，後勤保障是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周恩來除協助毛澤東指揮作戰外，用很大精力經常同楊立三、薛暮橋等一起研究，使之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逐步健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後勤供應係統。那時，部隊武器主要靠戰場繳獲，炮彈、槍彈主要靠中央供給，物資除由各解放區輸送外，還用人民幣在當地市場購買。在東北野戰軍決定提前進關時，周恩來在1948年10月21日，就東北野戰軍入關後的各種供應問題，起草中央軍委複李富春電：同意先發50萬白洋給東北野戰軍，並告以中國人民銀行的鈔票即將發行，擬東野主力入關後，於明年1月起在關內統一使用人民銀行鈔票。1948年12月1日，人民幣開始發行，各解放區都停止發行貨幣。對新解放城市的管理，當時采取軍事管製的方式，作為過渡性的措施。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軍管會問題的指示：根據各地管理新解放城市的經驗，實行軍事管製的辦法，甚為有效。望對於所管理的新解放城市，加以具體研究，暫不取消各城市的軍管。11月26日，中共中央致中原局電指出：我們在軍管初期，因群眾尚未發動，群眾工作尚無基礎，不能召開真正名副其實的人民代表會議，隻能召開協調性質的，主要對群眾起聯係作用的各界代表會。11月30日，中共中央關於新解放城市的各界代表會議的組織規定：在城市解放後實行軍事管製的初期，應以各界代表會為黨和政權機關聯係群眾的最好組織形式。黨所領導的人民代表會議是我們的組織武器，而各界代表會議則可看作是人民代表會議的雛形。沈陽等大城市解放後，當地有外國的領事館，194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致東北局電稱：英、美、法等國未承認我們的政府，我們對他們現在的領事亦應采取不承認，而隻承認為普通僑民的方針。凡外事上的問題如果沒有中央已定方針可循的，一律不要忙於答複，以便向上級和中央請示，並留回旋餘地。11月23日，中共中央複東北局電指出：不承認國民黨與美、英、法這些國家的外交關係，使我外交立於主動，並不等於我們永遠不與這些國家發生外交關係，也不等於對待這些國家毫無區別。後來在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們與任何外國尚無正式的國家的外交關係，因此不承認這些國家在中國的代表為正式的外交人員實為理所當然，這“可使我們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指示強調：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總之，在外交工作方麵，我們對於原則性與靈活性應掌握得很恰當，方能站穩立場，靈活機動。”同時對外交關係、外貿關係、對外貿易、海關稅收、外國人辦的報紙刊物通訊社及外國記者等方麵的重要問題，都規定了暫行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