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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匪反特
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蔣軍精銳喪失殆盡，於是蔣介石采取以退為進戰略，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在幕後操縱一切，讓李宗仁代總統與中共和談，以便爭取時間，布置長江防線，在江南與大西南訓練新兵，與中共抗衡到底。與此同時，蔣介石也作了最壞打算，“引退”之前，首先安排親信陳誠主政台灣島，將他20多年搜刮的民脂民膏，全部運往台灣，真正大陸不保時，寄希望於第三次世界大戰，以便東山再起。其次委任張群為西南行政長官，由其嫡係胡宗南、宋希濂兩部固守大西南，特別是經營四川。1949年4月15日，國共兩黨北平和談達成協議，因為沒有得蔣介石認可，在4月20日午夜限期已到，南京政府李宗仁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西起湖口東至江陰千裏防線上強渡長江，粉碎了蔣介在長期辛苦經營的長江防線。此時。蔣介石已預感到大陸不保，立即要毛人鳳親自起草《關於大陸失陷後組織全國性遊擊武裝的應變計劃》，其要旨是國民黨如何轉入地下與中共和人民解放軍進行鬥爭。因此，清匪反特成為大陸解放後，鞏固解放戰爭成果，建立人民民主政權，進行各項民主改革和經濟文化事業的重要保證。
一、蔣介石實施“應變”計劃
1949年10月14日，解放軍剛剛占領廣州不久，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的其他重要人物便急忙逃到重慶，其他各地殘餘反動勢力，也紛紛竄入四川。在這裏，蔣介石接受四川地方士紳、官僚的勸告，決心遷都重慶，經營大西南，與中共在大陸作最後頑抗。蔣介石為使對四川上層人士允諾具有欺騙性，特別是要為竄逃到四川的一些殘渣餘孽們打氣、鼓勁，他把“國民政府”的首領們召集到重慶，還親自接見了監察院長於佑任、司法院長居正兩位國民黨元老，並要他們發表意見。居正說：“四川天府雄固，險要四塞，自古易守難攻。且川民傳統，反共最堅決。在四川據守一段時間，待國際之微妙，是可以采取之棋著。”
蔣介石何嚐不是這個想法，因此，居正說這番話時，他頻頻點頭稱讚。按照蔣介石的判斷，解放軍是肯定要打進四川來的，就地理情況看，川東方向地勢險要，交通不便，不適宜大兵團作戰行動，湘、桂、黔邊尚有白崇禧部為屏障，而在川北方向，解放軍有隴海路作補給線，能依托老解放區支援方便，由此入川的可能性較大。故決定以川陝邊為重點加強防禦，命川陝甘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率所部第五、七、十八兵團，倚秦嶺主脈構成主要防線，沿白龍江、米倉山、大巴山一線構築第二道防線，阻止解放軍南下。以川、湘、鄂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率所部十四、二十兵團，位於川、鄂邊之建始、恩施一線；同位於巫山、奉節之十六兵團配合，扼守川東門戶；以十五兵團位於南充、達縣、大竹地區，作機動力量；以十九兵團兩個軍分散配置在貴川境內湘黔沿線；以第八、二十六軍配置於滇黔邊及滇越公路沿線，對付中共的桂滇黔邊縱隊；另以二十四、九十五、七十二軍等部分散配置於川、康各要點，擔任警備任務。蔣介石認為這個“大西南防線”是萬無一失的，最少要同中共周旋一段時間。
豈料毛澤東與中共中央軍委又比蔣介石技高一籌，將計就計，采取避實就虛方針，運用大迂回大包抄戰略，指示對華中、西南各敵均應取大迂回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後再打之方針。1949年11月初，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在四野配合下，從湘黔邊、湘鄂邊、鄂川邊、湘川邊，分五路向四川進軍，勢如破竹，很快占領川東、川南廣大地區，於11月30日攻占重慶。此時，蔣介石方知在防守策略上又上了中共大當，急忙要胡宗南放棄堅守半年的秦嶺、大巴山脈。也就在這一天，蔣介石在其子蔣經國陪伴下，乘飛機由重慶逃到成都，立即命令胡宗南所部三個兵團向成都地區撤退，作最後的負隅頑抗。由於成都位於四川盆地西部平原中心，基本上無險可守，到了這個地步，蔣介石很清楚，成都是否能固守得住，他實在沒有什麼把握。因此，他以主要精力考慮未來的“遊擊戰爭”。他住在成都陸軍學校院內東南角武擔山下那幢灰色的小洋樓的二層套間裏，連續幾天沒有下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