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第一節民國前期社會概況
一、清末經濟狀況
清朝末年，滿族封建統治經曆了由盛到衰的過程。十九世紀末，與清朝末年同期並存的西方資本主義在完成其工業革命後，勞動生產力大大地提高，其社會經濟已由自由競爭進入到以壟斷為特征的帝國主義階段。
為了掠奪海外殖民地，西方列強加緊對華侵略，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就是列強對中國侵略的標誌。它們一方麵加強對華商品輸出的同時，亦加強對華資本輸出，企圖從財政上控製清朝政府。另一方麵，他們加緊、加快在華建廠、築路、開礦、投資，以便控製清政府經濟命脈，企圖從經濟上劃分勢力、瓜分中國。
與此同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始終在夾縫中生長著，它包括兩個組成部分：(1)官僚買辦資本主義；(2)民族資本主義。到了清末，民族資本主義已在我國有所發展。鴉片戰爭前，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因素有了一定發展，代表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民族資本主義亦有較大的發展，官僚買辦內容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鴉片戰爭前，買辦受公行商人控製，而戰後，則為外國侵略者所控製。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地加深，在外國侵略者扶植下，中國買辦階級逐漸形成並發展起來。
在出口貿易方麵，農產品始終是中國重要的出口物質。其中，絲、茶在出口物質中占有重要的比重，茶葉、絲在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占出口總額的50%～90%。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76頁，表19。棉紗到1891—1893年增長到704877公擔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74頁，表16。絲、茶出口的激增，客觀上促進了國內蠶繅絲業及植茶業的發展，沿海城市如廣州、上海等地的繅絲廠不斷增加。但是，中國的絲、茶出口貿易，大都掌握在外國商人手中，特別是英國商人手中。茶貿易開始走向依賴外國資本的道路，被迫服從外國資本的需要。
《馬關條約》簽訂後，由於清政府承認外國資本在華投資設廠的權利，也不得不承認本國商民有興礦辦廠的權利。因此從1895年到1898年間，共建規模較大的商辦新廠礦五十多家。如山東煙台張裕酒廠，上海商務印書館，上海裕通紗廠，浙江寧波通久源紗廠，江蘇南通大生紗廠等。這些新式企業大部分都建在沿海地帶，除此之外，陝西、四川、山西等內陸省份，也有與此相類似的企業。
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經濟的發展，必將導致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與變化。它不僅為中國資產階級思想的發展與傳播奠定了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同時，也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維新運動和民主革命運動的社會經濟根源，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改革舊法製效仿西方新體製的經濟基礎。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是在資本主義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後迅速繁榮與發展起來的。與此相類似，中國的近現代民主文化，亦是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依賴著西方列強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的物質條件下，得以產生、傳播、發展起來的。因此，要了解近代法律文化，必不可少地要從研究其社會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麵著手，否則，就無法真實地了解它。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雖然有了初步發展，但是在發展中卻表現出很大的弱點。這些弱點是：資力薄弱、規模較小以及技術落後等。造成這些弱點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民族資本主義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束縛。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一方麵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勢力的束縛，因而同它們有矛盾；但另一方麵卻又同它們存在著緊密的聯係，對它們有依賴性。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不可能獨立地、充分地得到發展，它們的發展始終帶有很大的局限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統治幾千年的封建地主經濟，並沒有由於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被徹底摧毀，它們雖處於腐朽與瓦解階段，但在我國幅員遼闊的農村，仍然占有絕對優勢。保守與頑固的階級屬性，使它作為社會階級總體的階級成員之一，必然要阻礙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反對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因此，從經濟角度來看，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生產關係在近代社會中的地位不容忽視，否則，無法理解中華民國刑法中封建性因素的內容。
二、清朝末年政治狀況
清朝末年，清政府已失去泱泱帝國威不可犯的尊嚴，成為地地道道的“洋人朝廷”。
(一)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
外國資本主義列強侵入中國，使外國侵略者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下降為次要地位。曆史給予清政府這樣一個機會：奮起反抗外族入侵，就會更緊密地團結本國國民，緩和矛盾，拯救自身危機。但是，已近暮年的清政府不僅無力乘此東風力挽狂瀾拯救整個民族之命運，更反其道而行之，與外國侵略者相勾結，鎮壓國民的反抗鬥爭。
1902年1月28日(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西太後第一次公開接待外國使節。“召見從頭到尾是格外多禮，格外莊嚴和給予外國代表團以前從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進行的”。2月1日，西太後接待“外交團中的各位夫人”，“在問候這些夫人的時候，表示出極大的同情，並且一邊和她們說話，一邊流淚。”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3卷（張彙文等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88頁。
陳天華在其《猛回頭》中這樣寫到：“列位！你道現在的朝廷，仍是滿洲的嗎?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還不信，請看近來朝廷所做的事，哪一件不是奉洋人的號令?我們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說我們與洋人做對，反說與現在的朝廷做對，要我們做謀反叛逆的殺了。”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1—152頁。
隨著清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與中國上述社會經濟關係發生變化相適應，中國社會階級構成發生了重大變化：
第一，鴉片戰爭後，產生的近代意義上的工業無產階級，清末得以壯大。中國工業無產階級最早出現於外國資本主義創辦和洋務派興建的企業，然後才產生於民族資本主義企業。這就是說中國無產階級產生比起資產階級有著更為寬泛的社會環境。到清末，由於工廠的普遍增加，工人人數激增，力量得以壯大，在數量上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他們還沒能作為一個覺悟的或自覺的獨立階級登上政治舞台，在社會各階級中隻是處於追隨者的地位來投入革命。
第二，民族資產階級得以誕生。19世紀末期，民族資本主義有了長足進展的同時，民族資產階級也相應地誕生了。除原有市民階層的手工工場主和作坊主之外，最初的一批近代民族資本主義主要是由投資於近代新式工業的官僚、地主、商人轉化而來。到19世紀末，這個階級逐漸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先後領導變法運動和民主革命。作為半殖民地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重性：由於他們也受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所以有要求改革或革命的一麵；又由於這個階級力量薄弱，在政治上、經濟上和封建主義、外國資本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因此又存在著動搖性、妥協性。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這些特性，在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領域都有所反映。盡管如此，民族資產階級的誕生仍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曆史現象，這個階級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民族資產階級又可分為上層和中下層，他們在世界觀、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改變封建專製統治、實行新法製等方麵有共同點。但是在是否要革命、革命的規模與程度、實行什麼國家政體、如何發展資本主義等問題上又存在分歧。由於這些分歧，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政治派別，甚至進行了激烈的論戰。從清末到民初，民族資產階級是倡導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主要社會基礎。資產階級改良派就是這一階層的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中下層，則傾向於革命，是倡導和發動辛亥革命的主要社會力量。清末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基本上是代表資產階級中下層的要求。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中國進入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後，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南京國民政府執行法西斯恐怖政策，和中國共產黨實行統一戰線政策，民族資產階級的上、中、下層其階級利益及其政治、思想方麵已日趨一致，因此，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民主派和改良派的明顯派別對立已逐漸泯滅。從而在新中國建立以後，作為一個階級整體的民族資產階級長期充當了社會主義民主黨派和統一戰線的主要對象。
再次，逐步地形成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最初包括兩個社會集團。一是由外國資本主義勢力所培養扶植，直接為外國資本服務的買辦商人集團。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培養了一批商人。而這些買辦商人則在為外國資本主義效勞中發財致富，出現了一批擁有巨資的買辦家族。他們憑借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和自己的經濟力量，不僅在經濟界有很大影響，而且同洋務派建立聯係，參與洋務派的政治、經濟活動，甚至擠進清政府官僚行列，成為清末頗具影響的一股反動社會勢力。二是由洋務派官僚在辦企業中逐步形成官僚買辦資本集團。前麵已指出，洋務派創辦的企業，既有資本主義性質，又有封建性和買辦性，而不少洋務派官僚則在辦企業中撈取資財，變成官僚資本家，構成了即不同於封建地主、又不同於民族資本家的社會集團。
在20世紀初，上述兩種勢力互相融合，形成了早期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買辦資本集團是清王朝統治階級的一部分，洋務派官僚更是清政府中的實力派，在清王朝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他們為了維護清王朝固有統治秩序，既反對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維新運動，又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革命運動。
封建地主階級是腐朽封建主義生產關係的代表，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腐朽反動的階級，也是清王朝反動統治的主要社會支柱。這個階級雖然已經完全腐朽了，但是由於封建所有製仍然支配著廣大農村，封建經濟仍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很大比重。因此，地主階級特別是其中大地主在清末仍有很大勢力，能量依然巨大，而且受到清王朝政策和法律的嚴格保護。清末封建頑固派就是這個腐朽反動階級思想的政治代表，他們頑固地反對任何改革，頑固地維護封建法統和封建成法，成為社會進步主要障礙之一。
農民階級特別是其中貧雇農，是我國近代民主革命主力軍。他們除了受原來王朝及地主階級壓迫和剝削之外，現在還要受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掠奪和殘害。因此，鴉片戰爭後，農民起義依然連綿不斷，並且不同程度地帶有時代的特征：一是有的農民運動具有明顯反帝國主義性質，如以農民為基本群眾的義和團運動就是一個較典型的例子。二是有的農民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資本主義影響，如太平天國後期提出的《資政新篇》，所包含的發展資本主義綱領就至為明顯。但是，農民不是代表新的生產關係的社會力量，沒有正確而堅定的革命綱領，因而不能領導中國近代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更不能引導這一革命走向勝利。作為農民起義頂峰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雖然規模巨大、波瀾壯闊，但終於失敗，其根本原因亦於此。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農民的曆史作用，要看到農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對於中國近代的曆史進程，對於中國近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及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影響。
由於社會經濟關係和階級關係的變化，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也發生了變化。這就是：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構成了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我國近代史上一係列重大事變，正是圍繞這些主要矛盾而展開的。
(二)清末政治狀況
除了外國資本主義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侵略之外，從國內的情況來說，19世紀後期較主要的政治事件如下：
1清統治集團的所謂自救活動。1840年以後，清王朝不僅更加腐朽，而且其政權性質也發生了某些變化。它們已從原來的封建王朝變成了封建兼買辦的政權，而且在人民反抗鬥爭下，日益處於風雨飄搖的狀態。麵對這種統治危機，統治階級內部的一部分人進行所謂自救活動。這一活動，首先是19世紀60、70年代洋務派提出的以“求強求富”相標榜的“自強新政”。它的主要內容是籌設海防，建立新式海陸軍，創辦培養洋務人才的新學堂和興建新式軍用、民用工業等。這些活動的特點是在保存原有的封建製度的基礎上，增加一些資本主義因素，借此以加強本集團實力，重新穩定日益動搖的清王朝統治。其次是《辛醜和約》以後，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政府，下詔“變法”，做出一副行“新政”的姿態。對外宣稱“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對內則玩弄“預備立憲”騙局並進行所謂的官製改革，法製改革等。這些“新政”並不能挽救清王朝覆滅的厄運，但這些新思想，在清末的政治、法律、思想領域卻起著積極的促進和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