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文化”和方塊字
為什麼儒文化出在中國？是不是因為獨特的地理位置、地理環境？
三麵臨海，出入不易；一麵苦寒，大風狂沙，且易守難攻。中原地區一馬平川，缺乏天然阻隔，易合難分。
黃河長江灌溉優良，自給有餘，有利於保守，小農經濟，自滿，故步自封，鄙夷輕夷排夷；天然地取向——大一統。
1中國獨有的文化現象。
2綿延近2000年。
3占社會統治地位。
4修、齊、治、平。
5通過內修，使人類在精神上離其他動物越遠。
6使中華民族精神博大寬容，取向和諧，更能適應人類生活資料基本滿足後的社會環境。
7給統治階層以“德治”思想基礎，有利於社會穩定。
8內修取代兼修，令知識階層片麵發展，大大壓抑了對自然科學的追求。
9社會發展在生產力方麵滯後， 使人類在物質上離其他動物未遠。
10“士文化”的自然取向是“治”和“平”，即當官，朝“大夫”發展，從而派生科舉，令士子千軍萬馬湧向唯一的獨木橋，中國文化從此走向單一發展的路。
11洋務運動給文化革命以大推動力，辛亥革命擊破約束的外殼，五四運動明確宣示了“士文化”的罪行。
12孟子曰：“古之人，得誌，澤加於民；不得誌，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儒文化誕生在中國，並且迅速被官方和民間廣泛接受，成為中國人幾千年的道德準則，當然不會是偶然的。
中國的地理位置東南臨海，西北苦寒且有高山荒漠阻隔，易守難攻；內地則有黃河長江提供充足灌溉。身處這樣的環境中，自然容易產生滿足和保守的民族心態，以及自我中心的盲目自大。而在國境之內，差不多就是一馬平川，缺少天然屏障，天下易合而難分，從而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提供了必然性，為“大一統”的中央政權提供了合理性。
依據今人的理論，所謂“存在決定意識”。依此推論，自然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催生了儒家學說，而後儒學反過來又強化，顯化，深化，係統化，理論化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從而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千年傳統。
孔子的時代，適逢中央政權式微，八方諸侯紛起，全社會對政治人才、管理人才的需求大為增加。各種理論、思想、學說也都大發利市。而孔子的學說，高舉尊王守禮，仁德以治的大旗，十分的冠冕堂皇，特別具有號召力和道德製高點，不管諸侯們心裏怎麼想，隻要將這麵大旗一舞，所興之師就是仁義之師，所行之政就是仁義之政。所以孔子的學說很容易流行。
史稱孔子有“弟子三千，賢人八百”，當然我們不能想象當年會有一個“鳥巢”讓他老人家彙攏三千弟子去歡呼雀躍“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也一定沒有條件租借一個大禮堂辦大型講座，按人頭收聽講費。不過他收費授徒大概是確定的，固定的學生當然會有一些，大量應該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短訓班類型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嚐無誨也”。並且學生畢業了還幫助就業指導，還負責推薦：“子使漆雕開仕。”《子答孟武伯問》：“由……可治千乘之國賦……求，可宰千室之邑……赤，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雍也可使南麵。”“哀公問：‘弟子孰好學？’”“子華使於齊……”“原思為之宰……”《答季康子問》：“賜也達（當然可以）從政……求也藝（當然可以）從政……”如此的大力推薦，學生的就業狀況估計很不錯，所謂“賢人八百”，似乎就是一個大致的就業人數？
當然了，這裏所指的就業，可不是現在的百人入百行的廣義就業。而是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隻有當官一條路啊。
雖說就業率頗高，可是在諸侯紛爭的時代，最終還是要靠實力說話，“仁德”這種小火慢煨的工夫，唯有在得到了天下之後來慢慢的施行。
所以秦始皇是依靠“馬上奪天下”的“鷹派”，一旦坐穩了龍椅，自然對儒家學說擺出一臉的不耐煩，以至有焚書坑儒之災。而聰明的反對派就此抓到了討伐的口實，立馬大興仁義之師，“號令天下，莫敢不遵”，秦王朝於是二世而亡。
終於開了竅的繼任者認識到儒學實在是其維護統治的無上法寶。儒學的保守，溫順，勸人各守其位，各安本分，不作胡思亂想，豈不是每一個皇帝夢寐以求的天下太平？所以兩千多年以來，曆朝曆代都將儒家學說奉為國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如果儒學隻是教導臣民要服從，要愛戴皇帝一人，那儒學絕不可能如此的大行其道。儒學一方麵要求全社會服從一切現有的權威。順便也沒有忘記要求所有的權威們也要做出權威的樣子。這樣一來，擁護儒學的就不僅皇帝一人了，所有大大小小的權威們都一體擁護，而非權威們心理上也獲得了一定的平衡，何況非權威也總有一天能夠輪上做權威的呢？讀書的士子有一天可以考上官，小官漸漸可以做到大官，兒子終須當上老子，學生也能熬成老師，三十年媳婦也能熬成婆呢!那時候，還不是同樣可以享受別人的服從？
儒學一統中國愈兩千年豈是偶然？群眾基礎足夠深厚啊。
一切權威都是圈內的既得利益者，而既得利益者都難免具有保守的、維持現狀的、恐懼改革的心態。儒學既然是為維護權威所創，自然就具有了如上的屬性。
儒學以“忠”和“孝”為內容，以守“禮”為形式，非常有效地維護了上位對下位的權威，諸如君對臣，父對子，夫對妻，師對徒，兄對弟，上級對下級等等；從而就保證了社會各個階層各守其道，各安其位，大家都不逾矩，誰個不守本分，誰就是犯上作亂的“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自儒學盛行始，中國的社會獲得了長達2000多年的原地踏步式的穩定，雖令今日國人為之扼腕，卻引來西方研究者無數的讚歎和大為羨慕。這方麵的分析，雖然已經有了浩如煙海的著述，但本文還是希望從另外兩個角度提供一些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