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行人得知我再次延期的機票隻延期了七日，七日之內我必返港時，都覺不妥。在返回途中轉乘耽擱，實際到北京後也就剩下五日了，很有可能還沒等我拿到新簽證，機票就又過期了，我又要麻煩纏身了。大家一致認為我應該至少延期半個月。一般說來他們的想法是符合常理的，也幾乎是鐵定的結果。然而，延期七日是我有意為之的，我不願再折騰了，就是要速戰速決，行就走，不行就算，但我的潛意識裏也還有這樣的想法：越不符合常規的做法，越有出奇製勝的機會。事物都是辨證的，我是沒給自己留出時間，但在有效的時間內，他們也不得拖延，我也不用茫然苦等了。結果證明我的潛意識是對的。
（二）
到了北京，正趕上周末和五一放假，使館閉館。我趕緊回了趟天津，在家待了三日，便急返京。我的時間隻剩下不足兩日了。因我是名義上的自費公派生，這是當時那個曆史階段，對黨的高級幹部的子女出國的特別要求。公派就意味著，被派人手持的是公務護照，公務護照是不能自行辦理簽證手續的。我必須將護照交給天津外辦的工作人員，由他們出麵為我辦理。要是那樣，還要先向天津外辦的工作人員說明：簽證被取消及在香港滯留等情況；待左解釋右解釋後，他們認可了，還要請示領導審批，獲準後，再走公辦的程序，那樣一定是來不及的。時間不等人，我決定自己試試。恪盡職守的簽證大樓門衛見我手持的是公務護照，任你磨破了嘴皮子，就是死活不讓進。就這樣懷著僥幸心理的我，在辦簽證的大樓門口（現在早已換了地方，也已不是這個規矩了）徘徊磨嘰一日有半，就是無法進得大門。當晚23點我即要從香港乘機飛往澳洲。可臨近中午，我的腳還是不得邁進大門。在我幾近無望時，門口突然出現了一個人——上次與津外辦人員同取簽證時曾與我見過一麵，聊過幾句的小夥子。當時，隻知他是樓內工作人員，不知是哪個部門的。他奇怪我怎麼這麼快我就又從澳洲返回了。見我一臉沮喪，忙問我出了什麼事。我簡單與他講了一下情況。好心的小夥兒毫不猶豫地說：“我幫你！就說你是我姐。”並飛快地記下了我的姓名和護照號，即衝回樓內，很快返回，並帶來了澳洲使館簽證處的準入條。進到樓內，隻見通往辦理澳洲留學生簽證區的大門緊閉。門前擁堵著一堆堆焦灼不堪的人們。門口貼著張剛剛發布了幾日的告示，告示內容大致是：因澳洲政府正在調整接收外國留學生規則，故在新規則實施前的兩月內暫時停辦赴澳留學簽證。那小夥兒幫我按了門鈴，不一會兒，隻見一個戴眼鏡四十多歲，瘦高身材，梳著一條粗大辮子，穿一身黃底黑花連衣裙的亞裔女子將門打開，一臉嗔色。我趕緊遞上我的護照，她瞄了一眼，開口道：“我們正等著你呢！”那凶冷語氣，似乎在等的是個落網逃犯。我沒有搭理她，感激地向小夥兒道了謝。小夥兒樂嗬地說了聲：“再見！”轉身跑開了。我隨獨辮女踏進了辦公區的大門。進門後，她緊繃著臉問道：“你為何撤了第一所學校的學費？”我向她解釋了緣由，聽罷，她覺得難以判斷，於是將我領到首席簽證官的辦公室。首席簽證官是個看上去挺溫雅的男子。我一坐定，便主動將事情的來龍去脈，一一道來。因有備而來，英語能力比實際水平要顯得更好一些。我與首席簽證官的交流，用不著獨辮女翻譯。獨辮女開始對我有點刮目相看了。我首先說明了我姐姐換學校的原因，是因原來的學院離市區太遠，交通不便，於是撤了交予原學院的學費，轉交到了新學院。在新學院還未將接收新學員的名單報送給你們時，你們即收到了原學院被撤學費的通知，所以你們迅速做出了取消簽證的反應。以後事情的發展經過，你們通過香港總領館已有所了解了。他聽完我的解釋後，又接著問我，一期語言學院的學習結束後，你還有什麼打算。我實事求是地說出了我的真實想法，語言學院的學習結束後，若有機會的話，我還希望繼續深造，如攻讀碩士之類。我坦然麵對，從容表達，似乎引起了他的好感；加上我言之有理，敘之有度，首席簽證官竟越規首肯了。他麵露微笑地告之：“你明天就可以來取簽證。”我說：“明天已來不及了。”我將當晚23時從香港飛往澳洲的航班機票出示給了他。他看過機票後，問道：“今天下午一點半是否有時間？”我說：“有。”他立馬起身，拿起公文包，說：“我給你加急特批簽證。”便急匆匆離開了辦公室。一直坐在我身邊的獨辮女看到首席簽證官破例地要給我加急特批簽證時，此刻神情頓顯得溫柔了許多。這個被前來辦簽證的人們背後稱之母老虎的她，彬彬有禮地將我送出辦公區的門口，還連聲說：“祝你學業有成！”我一出門口即被拒絕辦理簽證的人們圍攏起來急詢結果，聽到我居然在已經停辦簽證的情況下，還能拿到了簽證，又是不解，又是羨慕。此時已過中午12點了，我衝出包圍圈，趕到西單民航售票大廳定了當日下午四點多飛往廣州的機票。等下午一點半拿到簽證後，接著就馬不停蹄一路南奔，在飛機晚11點多起飛前兩小時趕到香港機場，就此真正踏上了赴澳的留學之路。特批簽證助我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