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音
我國的改革開放，是以農村改革為起點逐步展開的。30年前，億萬農民以非凡的勇氣，奮起衝破“左”的重重壁壘，掙脫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種種禁錮，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改革的道路很不平坦。那幾年裏，我在人民日報社農村部工作，對此進行了多次采訪與報道，作為一個記者，我見證了這場深刻變革的一些風風雨雨。
我的農村改革采訪，是從鄉鎮企業問題開始的。鄉鎮企業的崛起，是農村改革的前哨戰。鄉鎮企業過去叫社隊企業，它是70年代中期開始在農村出現的一個新事物。大凡新事物，多是為了生存和發展，經過激烈的反抗和鬥爭，才逐漸成長起來，爭取到自己的生存權。鄉鎮企業的發展就是這樣。長期以來，我國實行單一的計劃經濟，在農村又推行了“以糧為綱”的方針，它像一根粗大的繩索，捆住了億萬農民的手腳，農民在生產和經營方麵完全沒有自主權，糧食是統購統銷，流通領域是國營商業一統天下，農民從事副業和其他生產活動，則被斥之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計劃經濟和“以糧為綱”，把廣大農民擠到了一個“獨木橋”，逼到了絕路上，民間流傳著一句民謠：“以糧為綱，窮得精光。”
在這種情況下，在一些原來有些商品經營傳統的地方，有些農民就悄悄地搞起了鄉鎮企業，在不影響農業的情況下，創辦工副業生產，並且自主經營，自行銷售，突破了計劃經濟的老框框。實踐證明，這個新辦法有強大的生命力，凡是鄉鎮企業辦得好的地方，各項生產事業蓬勃發展，農村麵貌迅速改觀，農民收入顯著增長。它大受廣大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的歡迎。
可是，這個新生事物的成長很不順利，它誕生不久，就受到社會上一些人的重重圍攻。反對者主要是握有經濟大權的國家計劃部門、國營工業企業、國營商業部門等等，還有不少抱著舊觀念不放的幹部，包括不少地方的領導幹部。當時中央還沒有關於鄉鎮企業的紅頭文件，因此他們認為搞鄉鎮企業不合法。當然，也有不少幹部支持這個新生事物，特別是了解農村實際情況、關心農民疾苦的農村基層幹部。究竟創辦鄉鎮企業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一條發展農村經濟的新路？這個問題，一時間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場激烈的大爭論。
反對鄉鎮企業者給辦企業的農民扣上的帽子是很嚇人的。國家計劃部門指責他們“破壞國家計劃”，“以小擠大”（“大”即國有工業企業）；國有商業部門指責他們“破壞社會主義流通渠道”；一些國營大廠由於人才流失到鄉鎮企業而指責他們“挖社會主義牆腳”；還有人指責他們搞不正之風，等等。在農業部門內部認識也不一致，有些抱著傳統觀念不放的人，認為搞農業就得“以糧為綱”，農民隻能終年臉朝黃土背朝天，一心搞糧食，發展鄉鎮企業是“不務正業”。總之，各種批評紛至遝來。當時，這場爭論也反映到了《人民日報》編輯部內部，有些同誌受到經濟管理部門一些幹部反對鄉鎮企業論點的影響，也認為我們不該支持發展鄉鎮企業，有時雙方爭論得麵紅耳赤。
當時，江蘇無錫是鄉鎮企業發展最快的一個縣，各方麵對它的壓力也特別大。批評與指責他們的，都是有權有勢的部門，而他們手上又沒有中央文件可以保護自己，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他們給人民日報社來信，迫切希望得到黨中央機關報的理解和支持。收到來信後，農村部的同誌經過研究認為，麵對這場關係農村發展前途的大爭論，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支持鄉鎮企業這個新生事物。我們的看法，得到了編輯部領導的認可。
1978年3月，我奉命來到無錫縣，由當地幹部陪同，到全縣一些公社（當時還是人民公社體製）和大隊做了比較深入的調查。“北京人民日報社派記者來采訪啦！”這個消息，很快在一些鄉鎮傳開了，有些幹部主動找上門來，向我訴說苦衷。他們說，無錫縣興辦鄉鎮企業，縣委是支持的，但他們也擋不住來自上頭一些部門的壓力；至於北京，更沒有人下來過，辦鄉鎮企業似乎成了一件名不正言不順的壞事；辦企業中遇到的種種困難，一些有關部門不僅不伸手幫助，反而還加以阻撓。從他們的訴說中可以聽出，他們是多麼迫切地希望得到社會的支持。對我這個記者的來訪，這些鄉鎮幹部流露出了明顯的喜悅之情，由此也使我增加了自己肩上的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