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7日的《拂曉報》刊載彭雪楓的文章《我們是政府的衛隊和老百姓的護兵》中，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論述。彭雪楓指出：“還有一些同誌，把自己的工作和地位抬得太高了……造成了‘軍隊高於一切’，而拿‘軍事第一’、‘戰爭第一’、‘一切為戰爭服務’的口號來打掩護，以致抹煞了人民和政府，這就大錯特錯了。這就是中央所說的‘單純軍事觀點’。他們根本不懂得戰爭是為政治服務的，我們不是為戰爭而戰爭，而是為政治而戰爭的。
列寧曾經十分稱讚過德國一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毛澤東同誌對這句話解釋得更為明白，他說，‘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我們為什麼打仗？乃是為了實現新民主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的政治任務的。所以我們的軍隊，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堅強的政治領導和政治工作。”這是彭雪楓同誌在四師直屬部隊的一次講話記錄。這次講話不僅使戰士們懂得了如何作戰，而且更重要的是向戰士們宣傳人民的軍隊為誰而作戰、為什麼而作戰。這就是我們的軍隊之所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在那種艱苦的環境下，仍然打敗在數量和裝備上都超過我們幾倍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在組織上無條件地服從黨的領導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黨領導的解放區新聞事業確立了“全黨辦報”的方針。為了貫徹這一方針，軍隊報刊結合部隊的實際，提出了“全軍辦報”的方針。新四軍及華中抗日根據地報刊，就是遵照這一方針開展新聞工作的。貫徹這一方針，不僅從思想上調動了全黨全軍辦報辦刊的積極性，而且從組織上保證了黨對新聞事業的絕對領導。
新四軍各級首長和華中根據地各級領導加強了對報刊工作的領導，把報刊當做自己強有力的助手和武器。各部隊大多是司令員、政委、政治部主任親自抓報紙，組織並參與黨報委員會、報社編委會工作。比如豫皖蘇邊區遊擊隊的黨報委員會，由彭雪楓、張震、吳芝圃、肖望東、嶽夏、王子光等組成，彭雪楓任主任，這樣就從組織上保證了黨對報紙的政治與業務領導。尤其是劉少奇、陳毅等同誌十分重視對報刊工作的領導，身體力行，作出榜樣。從1939年起，劉少奇同誌從中原到華中，領導、創辦了多份黨的報刊，先是《抗敵報》，接著是《江淮日報》、《江淮》雜誌、《鹽阜報》等。1941年元旦，他為《戰士報》題詞：“堅持原地鬥爭！”[2]用簡潔而有力的語言表述了當時的鬥爭目標。《江淮日報》的一些主要社論，由他親自執筆或審改。陳毅在兼任《新華報》社長時，事關華中地區全麵工作的指導文章主要由他執筆起草。他還為《先鋒雜誌》（後改為《先鋒》）、《大江報》、《軍事建設》等題寫刊名，為《戰士報》、《鹽阜報》撰寫過許多重要文章。彭雪楓精心培育了《拂曉報》，在他寫的《〈拂曉報〉發刊詞》、《賀〈拂曉報〉五百號》等文中，深刻闡述了《拂曉報》的辦報思想、方針，強調列寧關於“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動者”的經典論斷，應當成為報紙及所有抗戰派報人的最寶貴指針。他教育報社同誌，“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要對全黨、全軍、全邊區的人民負責”[3]。
《抗敵》雜誌的編委會以軍政治部為主，由朱鏡我、李一氓、林植夫、夏征農、黃源、馮達飛、薛暮橋組成。朱鏡我曾經在《編輯雜記》中寫道：“在匆促中，送出了《抗敵》的創刊號，好像卸下了一件重擔，自己覺得非常地愉快。沒有項（英）副軍長袁（國平）主任及其他同誌，於百忙中給予我們的預定的稿件，《抗敵》還是不能這樣順利地出世的，同時，由於首長們給我們很多稿件，所以，誕出的第一聲，我們覺得是叫得頗為雄壯的。本來還有鄧（子恢）副主任的一篇關於民運工作的文章，隻因時間來不及，未先列入，這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事，但下一期，那篇文章，一定可以給同誌們看到。對於本期的內容，我們不想在這裏多說，隻是要特別提起同誌們注意的是：首長們的文章，都是在抗戰進入新階段的今天，對於我們過去工作的檢討和今後任務和工作的正確指示，因此，我們應當細心地來閱讀研究，……來提高我們的工作能力，增加我們的學習情緒。……《抗敵》是全軍各級幹部的讀物，它的成長壯大，因此也完全依靠全軍同誌對它的愛護與培養。”這一段“編輯雜記”正是抗戰時期全黨、全軍辦報的生動記錄。不論是政治幹部還是軍事首長，都有責任、有義務為新聞事業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