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能源開采效率為例，如果按開采效率32%計入，則從開采、加工、轉換、運輸到終端用新設備的能源係統總效率為9.3%，不到發達國家的50%（崔民選，2007），通過提高能源效率減少碳排放對於中國來說有著巨大的空間。一般來講，低碳技術主要針對電力、交通、建築、冶金、化工、石化、汽車等重點能耗部門，既包括對現有技術的應用，近期可商業化的技術，也包括遠期可能應用的技術。《斯特恩報告》預測，到2050年，碳捕捉和存儲技術（CCS）可為降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做出20%的貢獻，而能效提高技術對減排的貢獻可能達到50%以上。
3.2.3城市和城市化是碳排放增加的根源嗎
在談到碳排放因素的時候，許多學者把城市化及城市建設與人口增加、經濟增長等因素一起作為碳排放的主要來源來分析，通過實證認為，不管是全球範圍還是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或地區，城市化都與能耗和碳排放正相關（Fan，Y，etal，2006），其理由一般有三：首先，能源的生產性消費以工業和城鎮為主，同時，與人口城市化進程相伴的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使得對生活性能源消耗的直接與間接需求增長，一般認為城市居民人均能源消費量是農村居民的3.5至4倍。因此，在化石能源占主要比重的能源結構條件下，城市化進程直接推動了碳排放的增長。其次，人口城市化的推進使得城鎮基礎設施及居民住宅建設的需求量相應增大，拉動了水泥、鋼鐵等高耗能行業的生產與消費，由此產生的碳排放相應增長。第三，人口城市化進程往往伴之以耕地、林地的占用，使得土地利用變化導致的碳排放相應增加。
表麵上看，這樣的分析並無不妥。但是當我們進一步分析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關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係以及城市發展與社會進步之間的關係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有不同的結論。
第一，城市化是工業化的載體。城市化是由工業化來推進的，工業化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城市化的過程。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的關係可形象地稱之為“發動機”與“加速器”的關係。城市化如能適應工業化發展的要求，則會推動工業化的加速推進。否則，就會延緩甚至阻礙工業化的進程。工業化過程之所以對城市化產生要求，首先是因為城市的發展效率更高。資本總是選擇最有效率的地方投資。城市相比農村，有著更高的效率；相比一般城市，中心城市有著更高的效率。
其次，工業資本之所以選擇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基礎設施的規模效益。道路、通信、上下水道、垃圾處置和汙染治理，都要求工業和居住有一定程度的集中。醫療、教育、文化和體育方麵的公共設施也需要相對集中的人口支撐。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廣大農村按照城市乃至中心城市的標準配備這些公共設施。否則，這些設施的投資會是無效的，而投資的無效本身又會抑製投資。農村和小城鎮之所以難以擁有中心城市的基礎設施水平，原因就在於此。再次，從第三產業的發展考慮，也應該盡可能地推進城市化。城市化過程不僅僅是居住和生產場所的移動，更為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轉變。工業化過程提高了人們的收入水平，但收入增量並不必然或同步地使生活質量提高。在傳統的農村社區，人們將“生產”的概念局限於物品生產，而服務主體上是通過家庭的自我供給和鄰裏親緣網絡的互助提供的。在就地工業化方式下，當富起來的農民仍居住在傳統農村社區時，其觀念、行為和親緣網絡依舊，因而生活方式的轉變非常緩慢。在這樣的條件下，商業性服務業是很難成長起來的。隻有在城市化之後，原有家族和鄰裏關係淡化，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才會隨之轉向對社會化服務的依賴，第三產業才會得到迅速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城市是人口與生產要素集聚的一個空間載體，城市本身不是碳排放的源頭，而是人口與非農產業碳排放的一個“容器”。城市的碳排放實質上是人口增加、產業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的碳排放的一個“出口”。一個簡單而有說服力的假設是，如果將城市的“人口”和“產業”要素抽掉，城市將什麼也不是，更不會有什麼“碳排放”。
第二，城市化有利於資源環境的節約利用。在人口、產業和社會發展水平一定的情況下，城市與農村相比，大城市與小城鎮相比，由於城市具有的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資源環境的利用效率會大大提高。首先，為了保護土地和自然生態，保護生物多樣性，人類必須將自己最大限度地集中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