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伊拉克報道，我們並非孤軍奮戰。除了在伊拉克的報道組外，中央電視台還在周邊國家作了全方位部署。主力駐紮巴格達，以此為核心，在約旦、科威特、土耳其布兵策應。“兵力”調動頻繁，央視在中東唯一的記者站埃及站，緊急調出了老大姐、懂阿拉伯語的記者梁玉珍，和年輕的攝像師劉茁野，增援約旦。另幾路記者陸續趕到土耳其和科威特。央視的大軍，對這場“新聞戰”漸成合圍之勢。
在約旦的巴勒斯坦酒店，我們見到了久違的陶冶和康銳，梁玉珍大姐和劉茁野也住在這裏。“勝利會師”後，便開始討論下一步的報道計劃。既然已經離開了巴格達，我們現在便隻能在約旦監控伊拉克的態勢，一旦戰爭爆發，第一時間從約旦發出報道。
當時，約伊邊境已經出現小股的“難民潮”，不是那種戰爭打響後背著大包小包攜家帶口逃難的人群，而是之前我們一路上看見過的，那些外國僑民，以及伊拉克的達官貴人，其中還包括薩達姆政權裏高官的家屬，他們急迫地遠離危險，一波一波朝著鄰國約旦湧來。約旦方麵壓力驟增，在靠近邊境的地方，預先開始搭建了難民營，而後來在戰爭期間，這些地方的確也收容了很多伊拉克難民。
盡管巴格達已成為我心頭的傷，但是專業精神提醒我，要迅速調整位置，繼續堅守這第二道火線，在約旦的采訪要迅速開展起來。
楊小勇很快在巴勒斯坦酒店聯係到了衛星線路，當時很多外國記者住在那裏，所以酒店屋頂上也有許多電視服務機構搭建的平台。於是，我們很快就在酒店的屋頂，繼續開始約旦的現場連線報道。
我實在沒有想到，這件事後來在國內會被炒得沸沸揚揚，我也因此遭受了很多責難，有一些網友說：“水均益臨陣脫逃，躲到一個五星級酒店，在那兒打著電話在連線，恬不知恥。”
電視記者不像文字記者，可以不受技術條件的製約，電視報道必須要有畫麵，要有衛星傳輸線路。我們沒有設備，隻能花錢租別人的。所以當時我們選擇酒店，是考慮到報道的快速和便利，絕不是貪圖什麼舒適的條件。
往往在重大突發事件發生的時候，越是衝在前麵的記者，了解的資訊卻越少。我們駐守巴格達一個多月，雖然在事件中心，但視野卻被地域限製，通訊不便，無法從全球視野縱覽橫觀，後方的編輯有時都比我們知道得多。那個年代CCTV還隻是小股部隊出擊的“作坊式”運作模式，剛剛嚐試走進戰爭現場不久的中國電視記者，還沒法與一些西方新聞信息大國的同行們相提並論。
同時，伊拉克的新聞環境實在太困難了，所有在巴格達的外國記者，都處於嚴密監控下，報道的“好”與“壞”，直接關係到你是否能在伊拉克留下來。所以很多記者很謹慎，哪怕得到了一些絕密的信息，也要想辦法通過自己的渠道先放出風聲，由各自的媒體在卡塔爾總部、倫敦總部或者紐約總部發出來。同時，這些媒體也都很注意保護前方記者。因為，前方記者是媒體的眼線和耳目，是這個媒體在風暴中心的一個存在、一個符號。對於這種報道上的“潛規則”，大家都心照不宣。
所以，記者們在酒店住在一起，既是抱團取暖，又是信息的互相交流，並非網友想象的貪圖安逸。
3月18日，小布什向薩達姆和他的兩個兒子喊話，要求他們在48小時之內離開伊拉克，作為避免開戰的最後通牒。同時，美國政府也要求留在伊拉克境內的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24小時之內盡快撤離。
3月19日在約旦安頓下來後，我們馬上跟台裏做了兩檔連線節目，當時《直通巴格達》還在播出，白岩鬆也依然在跟我連線。雖然，我們整個報道組情緒上受到很大打擊，但是大戰在即，容不得太多思慮和猶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