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校長，並非特別顯赫的位子，但對蔣介石來說，卻是生平重大的轉折點。他以黃埔校長為跳板，躍向權力的高峰，最後成為一國之君。此一飛黃騰達，並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順理成章，而是當事者處心積慮，玩弄不少權術而獲致的。
俗稱“黃埔軍校”，顯然是因地得名。1924年11月6日舉行的第五十八次會議，列席委員林祖涵報告“陸軍講武學校情形案”，決議“委蔣中正為該校校長，廖仲愷為該校黨代表”（李敖藏會議錄原件），可見當時的名稱是“陸軍講武學校”。至1925年第六十三次會議時已稱“陸軍軍官學校”（李敖藏會議錄原件）。不論何種名稱，此一軍校的來曆，乃由於孫中山自民元讓位於袁世凱之後，中華民國的法統也已讓給北洋政府，但心有不甘，一直想在廣東重建革命根據地，“重光”法統與河山，然而卻屢次失敗，無論大元帥或非常大總統，都坐不穩當，廣東的地方武力既不可靠，找西方國家支持，怎奈誰也不理。最後蘇共領袖列寧正好要利用中國來反帝，而孫中山正需外援，一拍即合。於是，在蘇聯的“人”“財”“槍”三援之下，孫中山“以俄為師”，成立了黃埔軍校。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軍校是民國十三年成立的“中國國民黨”與蘇聯結交後，所生下的一個“愛情”結晶！黃埔軍校的不少主任和教官是中國共產黨人，也是國共合作的自然現象，如戴傳賢是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是政治部副主任；王柏齡為教授部主任，葉劍英為教授部副主任等。
黃埔軍校既是蘇聯“人”“財”“槍”三援之下的產物，經調查所得，在“人”的方麵，最初有軍事教官四人，後來增到三十人。在第一次“東征”時，軍中有蘇聯的布留赫爾即加倫將軍（GeneralBlücher，Galen）所率領的二十名俄國軍官參加，第二次“東征”時，有更多的俄國軍官參加；在“財”的方麵，蘇聯援助二百七十萬元（三百萬盧布），援助建立中央銀行一千萬元；在“槍”的方麵，1924年10月7日第一次運抵黃埔的武器有大炮、機槍和八千餘支（或一萬二千支）步槍。同年12月，又運來飛機九架、步槍彈藥五百萬匣、機槍十二挺、大炮五十八門以及機槍彈及炮彈等。
回想黃埔建校之初，隻有粵造七九毛瑟槍三十支，後來全靠蘇聯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家夥”“本錢”。王柏齡在《黃埔軍校創始之回憶》中說：
在一天的下午，總理來了電諭，說蘇俄補充我們的槍械船快到了，叫我們預備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長官以至於學生，無不興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學生，喜得無地自容，拍手打掌，說今後革命有家夥了，不愁了。眼望遠航船之到來，日如望歲。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於是大家忙起來了，收拾儲藏的地方，保管點收的人員，俄國兵船官兵的招待、繩子、杠子，真是忙得不亦樂乎。夕陽將向西了，炮台上的瞭望，報告快到了。我與多數人都跑到校門外碼頭上迎候。遠遠見白色三煙囪的兵船出現了，滿船掛起旗飾，船尾上懸的一麵紅旗，角上有白的，是斧頭鐮刀。咦！這是我們與國的國旗。炮台禮炮響了，兵船的禮炮，一替一聲地在答了，於禮炮一致一答的聲中，漸漸靠近了學校江中。拋了錨。在這將停未停之際，斜刺裏尾巴上插著一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小汽艇飛躍而出，浪花四濺。噗！噗！噗！飛向大船而去。卻原來校長、校黨代表及顧問先去慰訪。這遠途密航到來的珍客，自有一番接應酬答的禮，慰勞致謝的辭。我未去，無從知道，想起來大概不錯。〔未〕幾辭返，跟著船主及兩三位軍官（海軍）上岸來答拜。經過一番來往之後，船主下令靠黃埔碼頭，我們大碼頭上頓時現出活氣。……如是過了夜。天明了，全體動員，學生做了碼頭小工，隊上官長做了工頭。……如是抬到下午四五點鍾才告清楚。好像那時軍械保管員是楊誌春，我檢查了一箱一箱，叫他們登記了。長槍八千支，還有小手槍十支，這小手槍，小得好玩，可以裝在洋服上邊小口袋裏。當時就少了一支，並沒有追出。是管理方麵的疏忽，是與學生無幹的。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國式的步槍，每槍有五百發子彈，是一個很大的數量，無不歡天喜地。說道：“今後我們不愁了，革命有本錢了。”……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革命的朋友蘇聯。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這樣的幫助，然而這時的帝國主義者，卻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來個攔路搶劫。
這段回憶，正是“天不助、蘇聯助”的大特寫。
蔣介石之被任命為黃埔校長，則絕不是非斯人不可的。劉峙所寫的《我的回憶》指出：
起初孫中山先生想要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兼軍官學校校長，負責籌備，但許崇智力不從心，一切委之於上校參謀陳翰譽，陳是我們保定的同期同學，目空一切，驕縱自私，處事多失公平，致為各方不滿。蔣公介石原為粵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被調到大本營代理李烈鈞的參謀長職務，後奉派到蘇聯考察軍事，回國後奉孫中山先生之命，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第20頁）
可見黃埔軍校的首任校長人選，孫中山原定是許崇智，而蔣介石得到此位，又與被派往蘇聯考察有關。派團赴蘇考察，並就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問題進行磋商，是由第三國際代表馬林首先於1919年提出的，孫中山接受了這個建議，並答應派遣最好的代表團前往。最好的人選，無過於廖仲愷。廖不僅是孫中山身邊的紅人，而且是對聯俄容共政策最表擁護的國民黨人，然而正因為太紅、太忙，不克領團前往。其次該是朱執信，此人是孫中山身邊最精湛的革命理論家，同時也是最腳踏實地的行動家，無論在學識上或經曆上，都遠超過蔣介石，蔣本人也自承不諱的。但是朱卻於1920年的9月21日，為調解虎門民軍與降軍糾紛而遇難。於是，蔣介石又成了孫中山選擇中的廖化。即使如此，蔣還施加了以退為進以及毛遂自薦的壓力。
1923年的3月1日，孫中山自滬抵粵後在廣州成立大元帥府，此為孫氏在粵開府的梅開三度，任命蔣介石為大元帥府行營參謀長，即侍衛長，命其速來就任，但蔣照例姍姍來遲，於4月20日才抵達廣州，因為不稱心，又於7月12日“憤而辭職”，前往香港。然而當聽到孫將派代表團赴蘇，蔣乃於7月13日自港寫信給大元帥秘書長楊庶堪，希望向孫提出自己的要求：
為今之計，舍允我赴歐外，則弟以為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如不允我赴俄，則弟隻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蔣介石1923年7月13日致楊庶堪書，見《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六卷，第92頁）
不論是為了安撫蔣之情緒（此種情緒又多少含有“瑞元無賴”的性格），還是一時無人可派，孫中山最後決定派蔣介石、王登雲、沈定一以及共產黨人張太雷，組成“孫逸仙代表團”，前往報聘，並於1923年8月16日由上海起程赴俄，9月2日抵達莫斯科。